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就业有非线性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模型,检验不同吸收能力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衡量吸收能力的三个指标中,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两个变量均存在双重门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则存在单一门槛,OFDI逆向技术溢出起到明显的非线性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省际区域间的发展实际提出利用OFDI促进其就业措施建议,以期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金融集聚、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存在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2)无论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来看,随着地区金融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3)我国东部及少部分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处于门槛值之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部分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并未跨越门槛值,尚处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北大核心

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来源。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政府支持研发力度、对外开放水平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越过第二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仍显著抑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抑制作用有所减弱;当与东道国技术差距较大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在低于门槛值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明显,达到门槛值后,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增强。因此,中国应在持续优化OFDI产业选择与区位布局、提高先进技术吸收能力的同时,不断改善国内研发投入结构和财政科技拨款结构,推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吸收能力的实证检验——基于1992~2011年数据

本文利用构建C-D函数,测算出中国1992年至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我国1992-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及对吸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较大影响的R&D经费、R&D人员、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四个相关经济指标数据,利用OLS分析,分别测算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相关经济指标对吸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论表明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而不显著,需要改善相关经济指标,才能提高吸收能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发达国家“核心技术”了吗?——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的分析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的典型特征。本文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效问题。论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29个OECD成员国OFDI流量,测算了30个省市从发达国家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利用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效应,自主创新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了促进效应;制约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既与国内存在的产能过剩和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有关,也与GVC低端锁定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意愿有关。以上研究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为反驳美国针对中国“通过海外投资窃取核心技术”的指控提供了依据,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数字经济对双向FDI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测度中国大陆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双向FDI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省IFDI和OFDI的发展;数字经济对OFDI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IFDI和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IFDI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OFDI的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低创新环境中的IFDI和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对高创新环境中IFDI和OFDI的作用不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在FDI领域的研究,并能够从数字经济视角为相关部门提供建议,推动双向FDI稳定发展。     

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文章选取2003-2017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根据L-P理论模型建立实证模型。从全国和省际层面,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规模与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呈"倒U型"关系;金融效率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十分显著,但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对该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综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相关文献,然后从产业关联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方面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制,最后运用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O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各细分行业OFDI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差异性明显。因此,应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O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全局性规划生产性服务业OFDI,制定促进制造业出口的产业扶持政策,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高质量发展。     

直接投资溢出对山东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

研究通过构建双向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回归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山东省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强度这两个吸收要素对该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 表明,OF-DI带来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有助于山东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且效果显著,而通过FDI渠道传导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山东省的技术创新却产生了负面影响.双向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受到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两者有助于促进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FDI却有抑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市（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并从金融发展综合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3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实证得出：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之后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证实,科技要转化成生产力需要金融和资本的支持和结合。     

金融发展、FDI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还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截止2007年,仅北京、浙江、上海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更高的门槛值。     

空间交互效应下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及技术创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FDI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金融发展、FDI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判断出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分布是非均质的,随后又利用LM检验与稳健的LM检验得出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最后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对模型估计中的变量系数进行溢出效应分解,发现金融规模显著抑制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而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金融集聚视角下FDI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数据,在构建面板门槛回归的基础上,以用熵值法构建的金融集聚指数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集聚"双门槛效应"。当金融集聚指数跨越了第一道门槛时,FDI对国际贸易发展影响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当跨越第二道门槛后,其促进作用有了显著的提高。而长江经济带较多省市的金融集聚处于未达到第二道门槛的水平,FDI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但是存在较大的潜力。同时各地区金融集聚发展的整体差异在减小,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发展进程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进一步跃升。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来自17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文章根据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地理邻近关系的非对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