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路径——基于1999-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产业的集聚日益明显,不仅降低了金融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提高了金融创新的速度,从而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金融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全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范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与产业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区域,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没有显著影响,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动态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对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发展较成熟、地区制度质量较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地,我们也发现数字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金融功能与技术创新领域的文献,也对我国相关部门制定数字金融政策与监管方案、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等方面具有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动态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对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数字金融显著提高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发展较成熟、地区制度质量较好、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地,我们也发现数字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金融功能与技术创新领域的文献,也对我国相关部门制定数字金融政策与监管方案、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等方面具有参考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空间效应和门限效应的解析

我国金融影响区域经济的表现较为复杂,金融资源地理集聚与行业集聚特征明显.基于200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差异.结果发现: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相近.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门限效应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金融集聚强度的增加逐渐减弱.     

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门槛视阈

文章采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分析了居民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基于总体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创业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创业,进而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越来越小,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居民创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最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信息扩散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而金融作为优化资本配置的核心与产业升级转型之间关系密切。基于此,本文从金融业集聚发展的作用机制出发,将地区间信息扩散强度这一因素纳入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进行考察,分析了信息扩散如何影响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结论显示:金融集聚发展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地区之间的信息扩散能力会通过促进金融合约的形成而强化金融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信息扩散能力的增强,金融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作用呈现递增趋势。     

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随着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趋势加剧,中国亟须探索吸引外资的新动能。本文利用2011—2019年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与外资流入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经过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内在机制方面,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集聚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异质性方面,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较好、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后续发展数字金融、制定引进外资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撑。     

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基于动态DEA与PVAR模型的因果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4-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与金融运营效率的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银行业,数字金融对银行运营效率具有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较低的银行运营效率对数字金融发展的驱动力逐渐提升,数字金融和银行运营效率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数字金融与银行运营效率的双向影响在金融集聚度高的区域与银行主导区域显著存在。数字货币基金对金融全行业运营效率具有逐渐趋弱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和金融集聚度低的区域尤为明显。     

我国金融发展支持城镇化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2~2012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重点探讨区域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持程度。运用面板模型分析,发现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地区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率负相关。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数字鸿沟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维度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鉴于此，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与地区经济增长深度融合，采取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关注数字鸿沟因素对数字金融溢出效应的约束。     

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8个民族地区85个地市级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对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3—2012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银行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不显著;证券业集聚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抑制作用不明显.     

数字金融、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增长了吗？ —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

为了考察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构建2011-2015年31个 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下,结合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在贡献方面,数字普 惠金融不仅存在强烈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集聚效应,而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但在地区间空间相关性及促进作用略有差异。在影响路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不是简单的线性作用,而是呈现三次曲线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