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企业多层股权结构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多层股权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设置较少的股权层级.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发现:一方面,企业股权结构层级随着地区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而减少的这一现象会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社会信任对股权层级在债务融资成本与信用融资两条路径上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越强以及代理冲突更严重的企业中更显著。同时,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大,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降低劳动投资不足,且对雇佣不足与解雇过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信任在企业劳动投资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信任与审计费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研究了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上市公司在审计师选择和审计费用的影响.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主要社会资本.本文发现地区间信任度的差异导致了上市公司在审计师选择方面的不同和审计费用的不同.经实证结果验证与信任度低的地区相比,信任度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相对较高.     

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 内部控制质量与代理成本

以2000-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随着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越来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CEO与董事间的“老乡”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CEO为男性的样本中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企业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商业模式创新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代理成本的关系,企业业务复杂度在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企业代理成本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正向影响在内部信息环境较差、成长性高和注册所在地位于外围城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于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针对金融发展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企业研发投入的问题,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及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两类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第二,两类代理成本都能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第一类代理成本产生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但第二类代理成本产生的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第三,两类代理成本均能在金融发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但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仅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显著。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协调发展的微观基础,而且对于重新审视公司治理机制在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服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现实意义。     

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吗

在“关系本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企业董事会存在以地位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定密切相关。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依托非正式制度下的差序格局,实证检验了企业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关系在非两职合一企业中更加明显,但不受公司产权性质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董事会成员的视角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对董事会成员关系的理解,也为企业如何安排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提供了有益参考。     

商帮文化、正式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进步空间。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办公地与商帮发源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来衡量企业受商帮文化的影响程度，探讨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受商帮文化影响程度越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法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这两种正式制度弱化了商帮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正式制度与商帮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通过对商帮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发现相较于血缘为主的商帮，地缘为主的商帮文化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本文研究有助于让社会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通过充分发挥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来促进企业承担和披露社会责任。     

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替代关系

以2003-2009年554家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社会资本水平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在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存在替代关系。     

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契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债务契约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达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代理成本在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契约期限异质性、经理管理防御与管理层持股在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社会信任、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本文基于社会嵌入性理论的研究视角,考察了社会信任与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银行贷款(贷款率、贷款成本、贷款期限)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影响,且二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但它们产生的经济后果不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与政治关系之类的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资源具有工具性效用,但是不同社会资本工具性效用产生的经济后果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应予以正确的引导和制度的规范。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地区幸福感、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地区幸福感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视角入手,本文对地区幸福感与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1)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即地区幸福感程度越高,其所在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2)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其所在城市的幸福感对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负面作用要强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本文运用社会资本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转型经济下地区幸福感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兴市场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安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代理成本的关系

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问题导致代理人为了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采取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管理,粉饰财务报告,欺骗委托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需要对上市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改善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来提高企业提供财务数据的可信性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安徽上市公司中,代理成本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容易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来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粉饰,蒙蔽广大投资者,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利用安徽上市公司的数据表明,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程度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研究

由于现在上市公司存在两权分离的状况,企业持有自由现金流量会产生一定的代理成本问题.为了抑制其产生的代理成本,本文在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出发,选取我国深沪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的关系,希望通过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合理控制自由现金流量,从而降低其代理成本.     

"放手一搏"还是"稳中求进":退市监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2年退市制度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我国退市制度变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退市制度变革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退市制度变革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这两条途径,削减企业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的退市监管对于抑制企业冒险行为、保障微观企业与宏观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银行贷款成本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声誉机制、政府偏袒效应两个维度探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同银行贷款成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表现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企业所承担的银行贷款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削弱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贷款成本的负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董事长人力资本特征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A股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董事长进行分类,分别建立了董事长人力资本特征对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任董事长及董事长的年龄越高就越能降低董事长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企业(A类)的代理成本;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及董事长在外兼职更能有效降低董事长不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企业(B类)的代理成本.而董事长其他一些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法从权益资本成本的角度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动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上期权益资本成本越高,本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能性越大,说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是上市公司决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经济动机;对于首次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上期权益资本成本越高,本期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但对非首次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来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资本成本动机不显著.     

资产质量影响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

本文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理念,应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资产质量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资产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取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这二者关系的中介机制,改善资产质量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此外,本文发现在会计准则改革之后,企业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且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