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缓解了融资约束吗? ——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相匹配,探讨分析师、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和数字金融都显著缓解融资约束,且数字金融为分析师提供信息补充,有效加强分析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进一步地,通过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成长期企业,数字金融对分析师的调节效应在成熟期及衰退期企业更明显.因此,通过规范我国分析师行业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加强分析师与数字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运营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机遇，也为企业价值的提高带来契机。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基于2012—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双元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中介效应，并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柔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但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较弱且存在时滞；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双元创新影响企业价值。进一步研究显示，财务柔性的提高使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企业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更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价值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了吗？——基于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但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政策含义是：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应当注重金融市场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融资约束

以2014-2020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医药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建立扩展模型,检验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效果的调节作用,最后进行企业经营绩效下的差异化分组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医药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现象,且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大;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且对经营绩效欠佳企业的缓解作用强于经营绩效良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正向调节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且对经营绩效良好企业的增强作用大于经营绩效欠佳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本质上是利用数字化方式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其兴起和发展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可以促进创新活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71家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且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为我国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其创新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吗

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管金融背景占比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慈善捐赠水平的正向促进效果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券融资

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企业外债数据,全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通过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外债融资。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内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和外债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是,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在当地或国内金融市场融资,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债融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在境外融资规模的下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因素对企业债券融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覆盖广度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影响最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债融资影响最大。第三,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促进效果更好。基于此,本文从提升企业融资质效的视角,提出了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科技金融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兼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科技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科技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两条途径,推动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长;第三,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了科技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以及对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进而助力企业创新的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应大力推动科技金融发展,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拓宽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环境敏感企业投资效率 ——基于1173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

利用中国1173家由绿色产业和"两高"行业构成的环境敏感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环境敏感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环境敏感企业现金流敏感性,提升这类企业可用于投资的现金利用效率;(2)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绿色产业企业相比"两高"行业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更明显,子维度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对投资效率影响更小;(3)在融资约束中介作用下,数字惠普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最终改善投资不足类型企业投资效率,但促进了投资过度企业的无效投资.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吗？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检验了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处于该区域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本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碳中和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以北大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库作为支撑,选取了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主要是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除此之外,异质性分析结果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重污染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政府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其使用深度的建设,挖掘其内在价值,使得其在企业绿色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金融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功能效应,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信贷融资水平,减轻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且该效应是通过提高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此外,对于民营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金融对企业信贷融资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说明数字金融促进了金融普惠。因此,未来应重点围绕“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持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策略,并利用数字化金融的技术优势与平台优势推动传统银行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数字金融何以纾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在推动普惠金融创新实践进程中,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的深度融合能否有效缓解实体经济长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亟待被进一步检验。基于中国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对数字金融是否有助于纾解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效应在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企业和金融欠发达地区企业中尤为突出。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两个渠道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重新测度融资约束指数和开展不同维度的纵深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为此,本文认为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应当注重发挥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和长尾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债务风险？

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但其自身风险也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对社会造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科技赋能传统金融的新方式,能更好的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中小企业这类长尾客户中。本文以2013年到2021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债务风险,该作用部分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