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以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深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Y农村社区实地调研,得出当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缺乏合法性地位保障、资源保障、专业人才支撑和公信力等问题。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主体协同、政策协同、人才协同、价值协同的“四协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推进乡村共同富裕

乡村共同富裕是总体发展概念,乡村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阻碍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关组织联动乏力,资源配置分化,不宜于乡村资源的优化安排;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缺乏连续性,不宜于激励村民投入市场活动;治理结构缺乏系统性,治理内容碎片化,不宜于乡村的自主发展。整体性治理方案具备系统化解决碎片化问题的工具效用,在乡村治理中关注主体系统、制度系统、价值系统、技术系统和供求系统的整体化构建。为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整体性治理系统能够形成五大体系化运作格局：以党组织为引领,重视参与主体的独立性,协同推进多元主体共同发展;保障村民自治空间,降低资源流动门槛,强化监管、问责等末端制度;确立以乡村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为手段整合的宗旨;借助数字治理技术,全方位提升治理手段的信息化与标准化应对能力;衔接资源供求,保障村民供应端的市场地位,平稳拓展商品的需求市场。     

乡村治理主体围绕治理资源多元化合作路径探析

在乡村公共事务领域,各个治理主体均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治理资源和能力去独自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因此,多元治理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各主体在治理中又是如何协调合作共享资源,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等问题,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文章在梳理了目前乡村治理中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分析了凭借不同资源参与治理的各类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实施多元化转移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国家基本制度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政治环境。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组织机构、治理资源的整合以及它和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关于乡村治理主体几个相关问题的分析

当前,围绕乡村治理主体的整体性研究一直是乡村治理研究的薄弱点。随着乡村治理实践进程的推进,乡村治理的研究重心必将从当前以静态的治理模式讨论为主走向以动态的治理主体研究为主;对于乡村治理主体内涵和类型的界定,目前仍然是模糊和混乱的,需要进行理论的梳理和规制;各治理主体的地位界定和作用的模式要放在特定的乡土资源中作具体分析;对于乡村治理主体的行为关系研究当前宏观制度上聚焦于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上,而对微观行为主体关系的考察上则使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多中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走向,这一点凸显了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的潜在价值。     

乡村治理现代化必先要城乡一体化

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乡村政府或乡村其他权威机构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国家基本制度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政治环境。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逻辑、困境与纾解

数字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举。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以“价值—制度—技术”三重内在逻辑为遵循。然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实践面临观念与思维转向滞后、主体与权力关系失衡、制度与结构冲突制约、技术与资源整合阻滞等层面的赋能困境。为此,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应以理念为前提,突出价值引导与思维转向;以组织为根本,调整优化结构与参与机制;以规范为关键,明确主体地位与技术定位;以保障为基础,强化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为纾解路径,以此赋能乡村治理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后税费时代乡村关系的特征及均衡发展的路径

税费改革之后,乡村之间由强控制关系走向缓和并趋于互动。但是,由于乡村两级组织与农民利益脱节,乡村制度性权力弱化以及财政困难使得乡村治理难有作为。而压力型体制的存在更是制约乡政村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乡政村治的治理环境,构建乡村治理结构多元化格局,进一步细化乡村的职责权限,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锲入、限度和走向: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基督教组织——基于苏北S村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复兴于农村的基督教组织不但以信仰形态嵌入农民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显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视角,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考察了农村基督教组织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限度。本文认为,农村基督教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行选择性的介入,在政治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文化生活的构建、新风尚和村庄秩序的生成以及价值的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也存在消极的影响,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基督教组织力量的发展以及在互动中不断建构的与正式权威的关系。     

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新时代的今天,"乡村政治"模式的效应在逐渐衰退,为了能够更好的建设新农村,乡村治理模式必须要进行完善,依靠政府、农民、社会组织等主体推行的多中心治理乡村模式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首选。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反思和重构我国乡村治理构建模式的必要性,希望能够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农民主体性考察

在乡村生态治理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为强化农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具体表现为生态治理方向价值性、生态治理过程实践性与生态治理成果受益性。在当前乡村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农民主体性困境限制了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主体性视角下厘清与创新乡村生态伦理道德资源、优化制度供需关系、完善生态治理主体协同机制,是破解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难题的根本之策。文章指出农民主体性是建设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特性,分析了农民主体性困境对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限制作用,提出了主体性视角下激发农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供参考。     

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美好型"乡村治理是安徽省结合农业大省的独特情况,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有益探索。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亦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离不开在传统结构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主体治理模式。本文联系当前"美好型"乡村治理的大背景,并对安徽乡村建设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围绕安徽乡村治理主体展开探讨,并分析其生成逻辑。最终,提出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主体的具体构建。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振兴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背景演变，一方面，治理模式的演变需要与乡村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健全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界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刻研究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