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媒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的工具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量。社会融资多元化要求货币政策工具多样化,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则与传导路径长短以及工具本身有关。实证结果表明,从关联性和可调控性看,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社会融资的规模调控都比较有效,并存在时滞和调控力度非线性、非均匀等问题。数量型工具对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市的调控更有效,价格型工具则对债券市场、未承兑票据、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更有效。价格型工具时滞短,数量型工具时滞长累积作用更大;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力度在社会融资规模波动较大时的作用力度也较大。因此,须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实施金融调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体系,加强金融监测和统计。     

货币政策工具类型、资本充足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建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我国100家商业银行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存在门限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性均强于数量型;中小银行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对此,央行在运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同时强化对中小银行或低资本水平银行的监管力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构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和创新资本工具,尽快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优化资本结构。     

发行定价视角下发展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近年来,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对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很大帮助,但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在定价机制、信用评级等方面仍存不足之处。以安徽省发展直接债务融资工具为例,在总结其发行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类型的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定价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SHIBOR对发行定价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定价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货币政策宽松时SHIBOR对发行利率的影响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大。     

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的选择及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事实,本文在Gali（1992）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数量型货币 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SVAR模型,并运用1995年-2017年的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 检验。SVAR模型的实证显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均有正向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 对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和通胀均有快速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     

货币政策冲击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正目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运用一个包含城乡居民两类家庭的DSGE模型,以我国2001-2012年含有131个变量的宏观数据为样本,进行FAVAR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明显,数量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抑制作用。     

社会融资规模视角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融资”话题展开研究,探讨在社会融资规模作为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情况下,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是否依然有效.本文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涵义和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并简要介绍社会融资规模的历史变迁,分别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关系和影响程度,然后...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基于M2和人民币贷款的比较

本文立足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完善的货币政 策目标指标体系,选取M2和人民币贷款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对比指标,基于向自回归（VAR） 模型,利用2002年至2017年6月的季度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等方 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操作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现阶段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研究——基于金融市场反应机制及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金融市场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不同反应机制,探究了基于货币供给量和基准利率来调控市场均衡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本文结合Johansen检验和VEC模型实证发现,互联网金融提高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从而增加了非计划货币的供应量和数量型政策工具对中介目标的偏离程度。同时,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加强了银行存贷款规模及利率对同业拆借利率的敏感度,提高了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最终促使政策工具选择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进行转变,促进了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     

信贷结构视角下的货币供应量与通胀关系——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仍居主导地位,信贷投向结构集中于生产性贷款的现象一直存在.本文综合采用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OECD国家的信贷结构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不同的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OECD国家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与通货膨胀都存在较高的关联关系,并且消费性贷款对于均衡的偏离比生产性贷款更加敏感.本文认为,我国未来物价的走势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结合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发挥信贷渠道对物价传导的作用机制,逐步降解产能过剩,防范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     

信贷结构视角下的货币供应量与通胀关系——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仍居主导地位,信贷投向结构集中于生产性贷款的现象一直存在.本文综合采用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OECD国家的信贷结构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不同的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OECD国家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与通货膨胀都存在较高的关联关系,并且消费性贷款对于均衡的偏离比生产性贷款更加敏感.本文认为,我国未来物价的走势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结合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发挥信贷渠道对物价传导的作用机制,逐步降解产能过剩,防范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的规律及效果研究——基于历史演进和时变分析的视角

本文在对我国中央银行30年来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力度与节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同时,引入时变参数模型对这两类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演进趋势和时变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央行对于数量型工具的使用较为慎重,但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往往会高频度、高强度地使用该手段;近期对数量型工具的使用呈现出调整节奏加快、单次调整力度降低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央行对价格型工具运用的节奏要“均匀”得多。(2)当经济出现“滞涨”时,我国央行更看重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引发的影响,多采用扩张性、但是较“温和”的价格型操作方式。(3)从时变性和演进性角度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效应有所提高,对价格水平的调控效应总体保持稳定。(4)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复苏期对于产出的作用效力更高,在下行期的作用时滞更短,对价格水平实施调控的效果呈现出时滞期缩短且稳定性提高的趋势。     

双重差分方法下的利率传导有效性因素分析——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视角

本文基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视角构建了银行资产负债行为数理模型,据此分析负债端不同类型利率对贷款利率传导的影响,提出相应假说,认为负债结构是影响利率传导的重要因素。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存款利率仍然是负债端影响贷款利率最关键的要素,且存款规模变化导致贷款利率反向变动;资产负债表对利率传导效率具有显著影响,银行间市场融资规模变化导致贷款利率同向变动;随着市场融资占比的提升,尤其是在市场融资占比提升至3.61%后,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明显提升;再贷款利率对于定向引导降低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具有明显作用。为此建议：一是优化存款定价机制,增强银行存款定价与市场利率的联动性;二是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增强银行主动负债能力,提升贷款定价市场化水平;三是继续用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应和宣示效应,降低重点领域贷款利率。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评论

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基于DSGE模型对社会融资规模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的考察结果表明：一是社会融资规模与利率、产出的相关性较高。二是利率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融资规模。若信贷摩擦系数较小,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导致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规模均下降．从而社会融资规模下降;     

社会融资规模是恰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吗?——基于SVAR模型的数据分析与传导效果检验

在常规使用的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的基础上,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量体系,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技术方法,实证检验并评估比较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市场利率等中介目标变量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以及对物价水平与经济产出的影响。结论显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好;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对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更加稳定,冲击效果更大;市场利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且在经济异质型地区,各中介目标变量体现出了差异化的传导效果。为了达到精确调控的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应相互协调并与其他宏观政策配合使用。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不同中介目标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2003-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M2、信贷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四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实际产出、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同业拆借利率对产出的影响呈增强趋势,M2、信贷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效应更显著;信贷与社会融资规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较显著;同业拆借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影响效应较大;M2、信贷与社会融资规模对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长期影响效应较大.     

货币政策调控对房地产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从历史经验来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有着根本的影响.本文运用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调控对房地产公司业绩的影响,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内对房地产公司的业绩具有正向影响,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变量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有效控制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杠杆比率,促使其实行稳健型的财务策略,将有助于企业在常态化的宏观调控中保持稳定的收益预期.     

信贷结构视角下的货币供应量与通胀关系——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仍居主导地位,信贷投向结构集中于生产性贷款的现象一直存在。本文综合采用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OECD国家的信贷结构与物价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不同的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OECD国家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与通货膨胀都存在较高的关联关系,并且消费性贷款对于均衡的偏离比生产性贷款更加敏感。本文认为,我国未来物价的走势仍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结合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发挥信贷渠道对物价传导的作用机制,逐步降解产能过剩,防范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利率“双轨制”决定了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增强央行对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定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