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具体而言,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增加环保投资。本文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投资的文献,还对拓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助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呈递增的时间趋势.     

企业环境规制压力影响企业避税吗——基于年报环保语调的证据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往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立足企业外部视角采用地区或行业层面指标进行分析，对企业个体差异及主观能动性考虑不足，这制约了相关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的深入开展。文章计算出企业年报的环保消极语调，以其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围绕重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压力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发现企业压力越大，避税程度越轻。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选择以减轻避税来应对规制压力，是因为企业试图通过多缴税获取监管上的放松或政府的环保支持。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受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度的影响。文章为测度企业个体层面上的环境规制提供了思路，深化了环境规制和避税领域的研究，并进一步发掘了年报信息的价值。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主体的绿色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且发行绿色债券对二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应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和固有技术水平的影响,但相比于重污染行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利用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效率更高。路径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     

“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信贷获取——基于“言”和“行”双维度的文本分析

基于我国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背景,本文考察了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2)相比于长期银行借款,“多言寡行”对于短期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抑制了“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环境责任表现“少言多行”以及“少言寡行”的企业,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对于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在无背景关联、价值较低以及市场环境更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有助于信贷机构认识到绿色信贷政策面临的执行风险,为确保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

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该制度的出台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且企业政治关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解决了自选择偏差问题以及通过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制度主要通过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来促进企业环保投资。此外,其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地方财政环保支出较低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     

绿色PPP项目组合的最优契约:经济与环境效应的福利视角

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的激励方式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的举措之一。本文基于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福利效应,从理论上研究了该激励方式的契约设计问题,阐释了博弈均衡的存在性以及最优特许期的形成逻辑和关键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第一,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能够提高企业利润,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来应对环境风险。第二,政企双方博弈决策模式决定了契约能否订立。如果独立决策,使企业利润最大的特许期也能够带来最高的环境效益,但此时博弈结果展现为“刀刃上的均衡”,契约难以建立;如果合作博弈,双方最优特许期选择达成一致,契约得以订立,政府向企业让渡经济利润而收获环境效益,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福利的双赢。第三,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优于传统政府补贴的激励方式,在收获同等环境效益的基础上,能够带动社会总福利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激励方式的推广实施、从而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了契约设计理论依据和相关框架。     

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环保约谈制度实施为契机,基于合法性理论和遵从理论,考察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会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环保约谈显著地提高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代理成本企业中。影响机制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处罚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中国尚处于推广阶段,企业投保意愿不强,参保率较低,急需提高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价值认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否具有资金融通效应,是企业主动接纳该类保险的重要驱动因素.为检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否为企业带来资金融通的价值,文...     

环境污染曝光与公司价值——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日益被全社会所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实证考察企业环境污染曝光是否影响公司价值以及影响机制。以发生于2005-2015年间的71起上市公司环境污染曝光事件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曝光当天,市值平均下跌1.51%。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在污染事件曝光后,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环保监管和处罚,且更难获得银行债务融资;并且,环保监管与债务融资的变化与污染事件窗口期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报酬率显著相关,表明投资者对于环境污染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后果具有理性预期并相应地做出了负面反应。此外,2010年政府环保政策趋严后,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监管力度的上升和债务融资的减少都更为明显;在公众环保需求高的地区,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环保监管力度上升更显著。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事件曝光会降低公司价值,且政府监管力度上升和债务融资困难是环境污染曝光降低公司价值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本文揭示了环境污染曝光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和异质性,对于当前的环境治理和经济转型具有较好的政策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