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具体而言,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增加环保投资。本文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投资的文献,还对拓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助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促进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和促进作用在行业、地区、产权性质三方面存在异质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显著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且该调节作用更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第三,在非线性情况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     

金融科技、强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绿色发展

基于工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绿色政策支持三个维度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区、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传导机制,并运用三重差分模型分析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补偿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其中,金融科技对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面效应,强环境规制下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对其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提升效应愈加显著。因此,亟须推动工业绿色协调发展,强环境规制地区更应注重借助金融科技手段驱动工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比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20年先进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时检验不同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遵循和创新补偿两个渠道对先进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绿色产品创新产生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对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较高研发投入水平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金融是绿色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在论述我国环境污染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对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和构建绿色经济必须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提出了建议。构建绿色金融关键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指导思想上,必须要牢固树立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的理念,把环保责任因素纳入银行业务经营之中。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要构建绿色经济还要象美国那样,严格环保立法和执法。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绿色农业发展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可有效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在改善环境、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三农”领域的金融可得性.目前,中国在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绿色农业的标准尚未统一和规范,金融支持绿色农业的范围不够明确,缺乏针对绿色农业融资主体的信用体系,缺少绿色农业供给端的风险分担机制以及绿色农业消费端尚待进一...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必要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其他形式的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实现互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期。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趋于成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低速稳定期。与此同时,相对于对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提高对水污染的环境规制水平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高管持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

选取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绿色投资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高管持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低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能够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投资;当高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会引发壕沟防御效应,削弱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考察外部环境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减少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但政府环境规制下扩大了两者间的利益趋同效应.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面板检验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关系,金融发展有助于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会减缓,同时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正面作用,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要素投入向集约型技术水平提升转变。未来,努力提升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将有助于中西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加快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地区的步伐。在控制一些变量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条件收敛的特征。     

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发展通过减少企业融资约束与缩短财务违约距离,有效激发战略新兴产业等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同时科技金融发展有效降低了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投资效率。此外,外部监管力量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科技金融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工作效能。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