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4～2016年我国22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有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受到银行杠杆率的影响。在杠杆率较低时,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向关系;随着杠杆率的提高,风险转移效应不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关系不断减弱,甚至可能转变为正向关系。杠杆率影响风险转移效应主要呈非线性特征。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杠杆率分位数、银行风险代理变量以及银行样本选择标准,所得结果均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应注意根据杠杆率变化,适时预调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并针对不同规模银行采用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提高政策有效性。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民营企业授信风险及管理

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民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各家金融机构的主要授信对象。本文就商业银行支持民营经济的难点进行调查,探讨其授信的审查及贷后管理。积极关注民营经济发展,以探索商业银行与民营企业合作的理想切入点。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的辩证分析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潜在债务风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我国杠杆率的历史变动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特殊原因,以及宏观和微观杠杆率之间的背离与联系。本文还对我国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去杠杆"的具体建议。本文认为,应辩证看待我国债务风险: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征和债务结构各异,高杠杆率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的必然爆发;但过高的杠杆水平可能导致经济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从而引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对此,应对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在分子端做减法,在分母端做加法。     

杠杆率重估与债务风险再探讨

现有研究流行以债务率(债务/GDP)指标衡量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而关于该指标适用性的探讨却较为不足。理论分析表明,债务率指标忽略了与偿债能力相关的资产情况,存在学理上的缺陷和实践操作上的不足,不是衡量杠杆率的完美指标。本文构建并测算了宏观层面以资产负债率(债务/资产)指标衡量的杠杆率,为健全宏观杠杆率指标体系提供了有力补充。利用资产负债率、债务率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转化关系,本文克服了该杠杆率指标的估算难题,并结合国际清算银行和宾州世界表数据,重估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1950-2015年的杠杆率。在此基础上,本文初步检验了该指标的风险预测能力,并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债务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于资本产出比而不是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债务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资产负债率,而在于资产质量及其产出效率,这与欧美国家具有本质差异,相应地需要不同的解决思路。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银行业风险研究

通过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进行深入剖析,可准确判断银行业的风险和隐患。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较为突出的加杠杆问题,已在"双支柱"调控框架及强监管的政策压力下得到有效控制,未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望稳步下降。但不同行业之间仍存在差异,房地产行业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未来的债务风险尤其不容忽视。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行业信贷政策来降低经营风险,但如果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地在宏观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微观层面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益,则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依然可能向银行体系传导。     

农业发展银行委托贷款方式及风险责任承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新成立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它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从事的仍然是信用活动,其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无偿拨付的资本金外,其余全部为有偿资金来源。针对这一特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发行,下同)从组建伊始就必须制定本系统业务操作规程,考虑资金营运安全问题。做好贷款方式的选择,明确和落实好贷款风险责任承担问题,是提高发行信贷资     

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

商誉泡沫已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然而关于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经验文献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4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商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本文不仅丰富了商誉的经济后果文献,而且可为准则制定机构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优化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机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及其伴随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IMF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将是未来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正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债务风险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债务率(杠杆率)发生了哪些变化,蕴含了何种风险,未来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进行理论探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各经济主体杠杆率的构成及变化,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期捕捉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和风险薄弱领域。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基于2013-2017年24家银行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 道的存在性与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调节作用,以及银行异质性特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异质 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结构型货币政策 风险承担效应不存在。（2）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可以削弱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因此,本文给出了央行应将银行风险承担状况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以 降低风险、监管当局应将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指标纳入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从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入手,总结了风险定价模型效应、逐利锦标赛效应、思维定势效应和中央银行沟通反馈效应等四条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渠道,并以2004~2010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随着存款利率水平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提高;同时中国银行的风险承担与GDP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具有显著顺周期特征。     

国有资本介入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高管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通过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和抑制高管机会主义行为,提高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资介入对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存在国有股东派遣的董事、所处“亲清”政商关系健康程度较高时更为明显。此外,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价值和股票市场表现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为深入理解国资介入对民营企业冒险性决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