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理论逻辑、模式构建与推进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为深入推进金融普惠和贫困减缓提供了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可突破传统金融扶贫的现实难点,在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基础上,有效破解金融扶贫的双重目标矛盾,将更多贫弱群体纳入精准画像目标,有效提升贫困及偏远地区的金融可获得性。金融扶贫长效机制的形成必须与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相联结,运用数字技术将普惠金融资源有效嵌入地方特色产业链条,进而构建基于市场化机制的数字产业链金融减贫模式,促使参与金融扶贫的主体从分散单体向链式团体转变,从而提升金融扶贫风险的可控性。为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模式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优势,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要加强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贫困地区数字金融服务环境,强化贫困户的数字金融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扶贫产业基础。     

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对破解贫困居民融资约束、增加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然后选取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减缓农村贫困;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中介效应,且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减缓农村贫困的效应要高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村减贫的效应.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要推动聚焦农村相对贫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探索产融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等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 ——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贫困减缓的影响.面板Logit模型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减缓居民主观贫困,对农村地区、低物质资本和低人力资本弱势群体的主观贫困的减缓作用更明显,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减缓作用高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益贫性特点.传导机制探索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减缓主观贫困,居民信心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主观贫困中起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这一影响是通过减少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参与实现的。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保险缺乏加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户籍、流入东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弱地区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营造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度。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中国相对贫困减缓

基于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等信贷可得性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程度,以期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社会资金捕获能力,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客户触达能力,促使城乡之间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化,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破解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水平.但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只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水平,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因地适宜改进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高各类微弱经济体信贷可得性、增强金融赋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基于分工理念的开发性普惠金融：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

开发性普惠金融建立在不同层次经济主体之间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基础之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每一次分工形式的变化,都带来了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促进规模农业发展以及金融影响劳动分工的思想能够成为开发性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劳动分工范畴,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建立新型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为欠发达地区、欠发达产业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是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功能定位。开发性普惠金融的比较优势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兴旺,从根本上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缓解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金融机构实现风险控制与收益的有机统一。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企业的投资过度,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更大;数字金融影响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主要表现为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数字金融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数字金融对内控有效企业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要大力推进数字金融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环境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县域金融发展与多维贫困减缓——基于湖南省51个贫困县的实证研究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量县域金融、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对多维贫困减缓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县域金融发展对多维贫困减缓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存在,且直接作用强于间接作用;经济增长效应强于收入分配效应;对消费贫困的影响大于医疗贫困与教育贫困.因此,应提高贫困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县域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创新县域金融服务产品与模式,加速推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此促进县域金融发展,减缓多维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与集聚效应

基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地理特征,依据2006-2015年30个省市相关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普惠金融发展空间集聚效应.结果发现:各省市农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局部空间差异逐渐缩小.普惠金融集聚与农民收入变化之间存在正空间相关性,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鉴此,应加强区域空间金融合作,提高保险业普惠度;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合作,发挥普惠金融集聚辐射作用,推动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