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整体影响,并分别以融资约束和内部控制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削弱内部控制渠道抑制企业创新活动.此外,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对高技术性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进攻型企业产生更强的抑制作用.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竞争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信贷扩张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从而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2590家出口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影响主要来自跨境资本对货币、存贷款及贸易信贷的投资,而跨境资本证券投资规模增加反而会加剧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竞争引发的出口企业商业信用错配、债务成本及融资约束效应在跨境资本流动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而出口价格与贸易自由度提高均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     

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了考察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表现特征,本文选取后危机时期2009～2013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企业新增投资与内部现金流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总体上面临着融资约束,并且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加剧其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大;进一步考虑政府控制的影响后发现,地方国有企业也面临一定的融资约束,不确定性的上升同样会加剧其融资约束,但是中央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不显著,不确定性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融资约束假说,同时也证实了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     

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正>实证研究发现，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代理成本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会计信息质量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债务融资是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重要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以沪、深两市2012—2020年156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了企业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信用环境不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民营企业和相对而言的小规模企业的信用风险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中介机制来抑制企业信用风险。     

家族控制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17年1647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控制人持有公司控制权比例对上市家族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切入,引入债务代理成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家族控制对企业债务融资变动的解释能力。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家族控制水平对于上市家族企业债务融资具有负面影响,家族控制权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债务代理成本,而债务代理成本对家族控制权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4—2018年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所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激烈变化会增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内部控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融资融券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投融资期限错配不仅阻碍了企业健康发展,还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融资融券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实施、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均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和融资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促进企业金融化行为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融券交易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融资融券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突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融资融券通过加剧投融资期限错配降低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财务和经营风险。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新冠疫情冲击、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融资约束

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全球经济造成震荡,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情绪发生波动,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冲击,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加剧。为验证这一影响,本文将疫情的暴发时间作为虚拟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在疫情暴发前后的融资约束进行研究,发现疫情暴发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加深,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无论民营企业与否均如此。在引入投资者情绪中介变量后,发现疫情的冲击会使得投资者情绪持续低迷,进而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的恶化。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上市公司对于外部冲击的风险应对建设、加大政府对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以及倡导投资者对市场保持乐观态度的建议。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基于流动性管理的分析

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因投机动机而占用企业流动性资源,加剧融资约束,对实体投资造成挤压。这是形成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两种现象并存的内在机制。为衡量这种内在机制,本文使用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流动性管理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收益会推动超额现金的持有,通过超额现金的中介效应引致了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而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行为则产生相反的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无论是外部股东的投票机制,还是来自内部的代理成本与高管持股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流动性效应。     

"放手一搏"还是"稳中求进":退市监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2年退市制度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我国退市制度变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退市制度变革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且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退市制度变革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强融资约束这两条途径,削减企业对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的退市监管对于抑制企业冒险行为、保障微观企业与宏观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融资约束差异会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吗?——来自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偏离主业,将资金投入金融等收益率高的部门,出现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受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配置越多的金融资产,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短期、长期金融资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与长期金融资产之间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在受融资约束小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业绩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中介变量。     

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研究——中介效应与门槛特征

近年来“脱实向虚”成为我国实体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企业金融化问题抑制了实体企业对实业资产的投资,融资约束困境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负向影响。研究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报表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分析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在两者间起到的作用,并构建门槛模型,进而探讨企业成长性起到的非线性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2）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强融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对实业投资的负面影响;（3）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企业金融化在一定区间内促进了实业投资。基于此,研究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是优化金融结构体系;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三是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四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政府科技支出、财政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下公共财政应当定位于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创新的外部性往往导致企业承担更多风险,有为政府会加大科技支出,应用财政政策工具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防止个体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基于这一视角,本文验证了政府科技支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关系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补贴不但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非常明显,还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有效性不足这三类企业要素配置问题,但税收优惠只在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的约束下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科技支出下企业风险承担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却加剧了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从公共风险视角为政府科技支出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财政政策工具应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