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国家治理框架体系下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西方财政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逐步丧失其现实解释力.本文在分析西方财政理论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中国主要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财政制度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关系,明确了新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治理主体中的主要职责,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内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即以"平等共治、法治包容、持续共赢"为基本理念与核心要义的"多中心、多层次、多主体"的现代财政.     

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宏观的分析

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着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均陷入了"国家或政府中心论"的窠臼.走出困境,需要跳出"国家或政府中心论",借助现代协同学理论与治理理论,革新公共危机治理范式,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为此,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困境与改革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将财政职能由经济延伸至社会、政治等方面,中国的财政改革由以经济改革为中心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完善财政改革和明确现代财政治理方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涵义,这种改革定位的历史性突破也将引起财政改革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建国以来地方财政治理体系构建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了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主要困境,从树立地方财政善治理念、探索建设地方"大财政"发展格局、促进地方财政治理法治化、建立科学的地方财政治理评估体系等途径入手,提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改革路径.     

论多层治理体系下的欧盟社会政策

从社会政策角度而言,如今的欧洲联盟是"改革中的福利国家的联盟",而非"福利的联盟"。欧洲联盟多层治理体系的本质是权能由国家向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的分配,其中联盟层面经济权能与政治社会权能的配置不平衡,以及经济政策与广泛的政治问责分离,使其更倾向于响应市场力量,而更少地回应大众民主力量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要求。欧盟多层治理体系对资源雄厚者有利的影响逻辑与成员国在社会政策领域权能的保留,使得联盟层面的社会政策体系实施"劫富济贫"的再分配能力很弱,并呈现出了对创建统一大市场的从属性,对成员国社会政策差异的协调性和对民族福利国家改革的引导性等特征。     

“资本”困局与破解:社会治理的人本逻辑

在商品经济中,资本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界限,僭越到社会领域,使社会围绕着资本逻辑展开,资本带来了社会的物化,将社会困入"物"的牢笼,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面对资本逻辑所构建的"物化"社会,社会治理偏离了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步入"资本"设置的物化困局,产生了价值危机、组织危机、关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以来,抵制资本的"社会反向运动"迫使国家重视社会治理的人本诉求。基于劳动力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和资本增殖对人的依赖,人本逻辑内含着对资本的否定,回归人本逻辑是破解社会治理"资本"困局的根本途径。当前,西方社会治理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国家-社会"的关系;而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管理格局则促使我们的改革过程着重于对社会"松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主性。在人本逻辑下,构建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的重点在于:形成共识,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共治,建构合作治理的路径;共享成果,合理统筹治理的主体与客体。     

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

根据斯密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本质特征是理性"经济人";另一个是管制市场的政府,其角色定位有如"守夜人".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也将社会上活动的人描述为"两者":一是社会经济的活动者,他们都是忙碌奔波的"利者";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即政府,其理想角色是充当一个顺应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善者".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既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交相辉映之趣.比较二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环境污染及其控制与经济增长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大都是"先发展,后治理",这一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但是单纯实行该发展模式,可能造成社会环境的极大破坏.本文从经济学分析出发,阐述了在"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理念下,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财政改革

市场型政府、公平竞争型市场和合作型社会三者互为基础、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维"目标体系。财政配置公共资源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共资源取得的数量和方式,以及配置的方向和结构,都会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深化财政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研究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政改革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探索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对厘清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内涵提出了紧迫要求。本文在系统梳理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关于国家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学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属性出发,对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关于国家经济治理的理论演化脉络进行梳理,揭示了后发国家中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同步进行、互相建构的本质特征。     

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困境及路径建议

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多方面困境的束缚。为进一步满足公众和社会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应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完善体制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并采用分步循序推进的方式来提升我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功能性监管: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最佳选择

在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共同趋势下,我国现行的机构性监管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功能性金融监管是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并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因而是金融业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模式的最优选择。本文在借鉴国外功能性监管框架基础上,对构建我国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探讨。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效果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对监管部门、基金公司、券商、上市公司等进行问卷调研的数据,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效果较差,被调查者对监管效果不满意的原因是证券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比较普遍、市场暴涨暴跌以及没有很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监管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模式有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多元化金融监管模式和以英国、日本及韩国为代表的一元化金融监管模式两种法律定位。借鉴主要金融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法律定位的发展过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应当顺应一元化金融监管模式潮流、构建监管者之间有效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健全对监管者的外部监督机制和学习他国金融监管模式法律定位的成功转型经验。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食品安全规制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文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分析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委托人(规制者)和代理人(被规制者)的行动,并分析他们采取行动时的影响因素,得出规制者可以通过规制满意度、努力报酬等设立食品安全规制激励机制,使双方的效用最大化,以更好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监管的思考

资本金具有偿险、立信、落实股东权利和义务、营运铺底等功能。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资本金普遍不足，分支机构在实际业务中不重视资本金的充足性。商业银行可采取财政注入、上市、依法发行资本债券；通过内部挖潜提高财务效益；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的资本性支出；加强对资产的管理；制定有效的资本金管理考核机制等措施，来提高资本充足性。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及启示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颁布拉开了美国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序幕,本轮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对我国证券业监管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包括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保护证券业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力度、加强证券市场秩序的监管等。     

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失灵与规制治理

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失灵的产生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克服政府规制的失灵、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是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任务。规制治理制度的重构,对克服政府规制失灵和完善政府规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收益率规制与英国价格上限规制的比较

本文分析了美国收益率规制与英国价格上限规制的理论渊源、主要特征和局限性 ,比较了两种规制方法异同。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体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分类适度管制:中国政府管制结构的重构

目前中国的政府管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垄断以及管制结构的不合理。因此,中国政府管制改革,不是"放松管制"的问题,而是管制结构重构的问题:一方面要转变原来计划体制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和管理方式,逐步消除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转变管制重点实行分类管制,即根据垄断性产业的业务进行划分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并根据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不同时期选择实施放松管制政策。     

中国社会性规制模式探析

社会性规制是以保护国民健康和安全为目的的规制.建立"适度型"社会性规制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要求:一是规制者职能必须适度,要完善激励--监督机制,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以及审计规制,并积极实行多元共治;二是规制立法程序必须规范,确保利益集团的均衡博弈,逐步完善规制法规;三是必须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规制效率,降低规制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