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门槛效应

基于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的参与程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政府补贴对创新资金投入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正向效应有所减弱，而对创新人力投入的影响效应则在跨越第二门槛值后转变为抑制。上述发现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在不断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强度的基础上，注重政府部门和风险投资的协调，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技术进步路径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分析——基于“知识积累”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技术进步路径作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将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我国33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为样本,以知识积累为门槛变量,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自主研发、合作研发与技术引进三种技术进步路径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复杂的动态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路径驱动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知识积累门槛特征;较高的知识积累水平更有利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而适度的知识积累水平更有利于合作研发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即知识积累对技术进步路径驱动创新绩效存在临界规模。因此,我国工业产业需针对知识积累水平选择最优技术进步路径、转变发展动力,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支持、合理引导外商投资,驱动企业创新绩效发展。     

不同渠道的研发经费与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分析

文章研究了不同渠道经费来源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经费与创新产出互动效应显著;银行科技贷款对创新的贡献较大;政府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绩效较低;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良性互动;企业研发经费与银行科技贷款具有互动效应;政府研发经费与银行科技贷款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均具有"倒逼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构建基于Feder思想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高技术产业贡献的空间效应，并对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存在显著空间扩散效应；港深莞惠都市圈和澳珠中江都市圈高技术产业直接贡献呈现显著空间扩散效应，间接贡献分别呈现空间回波效应与空间扩散效应。此外，基于研发投入的直接贡献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突破第二门槛值时，直接贡献的正效应由强变弱；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贡献具有单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高级化突破槛值后，高技术产业间接效应才呈现显著正效应。据此，应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空间扩散作用，提升周边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高技术产业与非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创新补助连续性驱动研发投入研究 ——基于企业性质与生命周期双重视角

文章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不同性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效应;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关系;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关系,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成长期研发投入企业存在区间关系;与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关系;对于衰退期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补贴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了吗?——基于资本结构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股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关系会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并且在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下呈现三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更高。因此,政府研发补贴政策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资金状况、企业性质,建立有效甄别机制,实施差异化补贴策略,加大对非国企补贴力度,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开放式创新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投入和绩效——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特征分析基础上,用科技研发投入费用、科技人员投入、区域科技活动经费和知识产权作为高技术产业在该模式下的创新资源投入,以省际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投入（包括人员投入和内部科研经费的投入）对产业创新产出有很大促进;代表开放式创新外部知识网络情况的科研活动经费投入效果与科研人员效果相近;作为开放式创新下的另一种创新资源知识产权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商业化利用效果不显著。     

政府补贴、研发策略和创新绩效研究——来自新能源概念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新能源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研发策略为独特研究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影响路径。首先通过建构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了企业内部研发政策与外部技术并购之间的互补性,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即政府补贴推动了企业采用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并举的研发策略,并对企业创新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补贴在推动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和外部技术并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价值链视角,选取DEA模型测度了2011-2018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两阶段创新效率,并运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其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和转化阶段创新效率分别为0.534和0.390,通过两阶段回归分析,企业规模和科技水平对创新活动两阶段均有明显的促进效应.政府扶持抑制科技研发,却会提升企业的转化效率;人力资本在研发阶段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却在转化阶段抑制创新.     

风险投资、政府补贴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研究

为了检验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两大重要外部资金来源——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文章选取了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地区）的数据,从创新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和调节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研发绩效没有显著的作用,但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绩效正相关;第二,政府补贴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研发绩效正相关,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绩效没有显著作用;第三,在创新研发阶段,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相互抑制作用不明显,在创新成果转化阶段,风险投资与政府补贴相互抑制作用显著。     

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在区分企业规模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结论:我国高技术产业大型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低下,而中型企业创新型人力资本不足;大中型企业间的竞争效应抑制了双方创新水平的提高,而相互间的示范模仿效应促进了双方创新水平的提升;两类企业技术创新对外资的依赖都很大,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我国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注重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政府也应着力于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外部环境,促进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FDI强度与自主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8～2006年1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该产业FDI强度与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中,FDI强度的增加总体上对于我国该行业中的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存在负向影响,外资企业本地化R&D投入的增强通过示范效应对该行业中的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内资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为负.     

创新补贴、研发投入与技术突破:机制与路径

关键核心技术缺失是当前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要问题,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始于企业研发投入环节。本文基于对中国科技发展相关特征事实的梳理,以研发投入有效性不足为问题切入点,针对生产过程技术构建研发决策博弈模型,探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优创新补贴方式,并以2010—2020年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创新补贴能够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促进实现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虽然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反馈机制,但其激励效果会因企业规模和所有制不同而产生差异。如果补贴方式和补贴对象不能精准匹配,则其产生的创新补贴激励空隙可能会阻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需要政府引导企业通过“三重投资”实现技术突破。     

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与前景的行业比较

创新能力指数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和相关行业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仍有必要深入到行业层面,对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科技投入、技术积累、知识产权与创新效率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不同行业创新的特点、问题及其变化趋势。科技投入、积累与产出比较(一)科技投入水平比较1.科技经费投入强度第一,中高技术产业科技经费强度最高。2008年科技经费投入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高技术产业、高     

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财务、市场绩效回报——基于高管薪酬激励的面板门槛模型

科技创新需以高效研发投入作为根本驱动力,相比企业日常开支,研发投入更具周期性和风险性,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有不同影响。高层管理人员是研发活动的推动者和监督者,高管激励效果会直接影响研发项目的绩效回报。文章以高管薪酬水平、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为门槛变量,构建研发投入与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绩效转换在合理区间起积极作用,但要警惕高水平陷阱;低薪酬差距比高薪酬差距更有利于研发投入的绩效转换;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受研发投入影响程度不同,门槛区间不一致;门槛制约下,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几乎不存在滞后效应。该研究对提升高管激励效果、促进研发投入向绩效转化、推动我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科技投入影响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科技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科技投入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分析了政府工业与公共研发投入、企业内部与外部研发投入等基本因素,提出理论假设,构建产业－时期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吸收政府工业研发投入和政府公共研发投入分别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内部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激励效应,对企业新产品收入分别具有综合和间接促进效应;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具有关键中介效应。     

企业信用、地区法治环境与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

选取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基本样本,实证检验优良的企业信用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所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优良的企业信用显著地抑制了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驱动效应。由于企业信用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其实质更是一个法治问题,本研究还对完善的法治环境能够产生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结果一致表明,完善的法治环境对于优良的企业信用促进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与碳排放

在阐述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影响碳排放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特征，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总体水平不断降低，碳排放量最大的地区集中在西北地区，最小的地区集中在北京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竞争、科技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科技创新对地方政府竞争驱动碳减排存在门槛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区和不同的产业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强化科技创新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推动产业升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