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关于我国高储蓄率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解释,但很少有学者从居民健康状态的角度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本文将从居民的健康状态出发,为解释中国高储蓄率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现状进行了阐述,实证研究了健康状况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健康状况与其家庭储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其家庭储蓄的上升;在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上,居民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与其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居民主观(客观)健康越差,其家庭储蓄越高;而心理健康对居民储蓄的负向影响不显著。通过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家庭储蓄的实证研究,为我国相关政策制定者和金融行业从业者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和参考。     

养老开支视角下居民储蓄动机研究

我国正在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为帮助居民做出合理储蓄决策应对未来养老开支,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描述居民养老和退休财务安排状况。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计算各年龄组的储蓄和储蓄率,并把收入分为不同的来源,分析各个年龄组的收入构造,发现居民从51岁开始,储蓄率开始不断下降;61岁后居民储蓄率明显下降。年轻人的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比较大,一般都在50%以上;61岁后老年人收入以转移支付为主,主要是退休金的领取。通过两期世代模型研究居民的养老财务安排,对中国居民的储蓄动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储蓄是养老安排的重要渠道之一。基于此,建议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加强养老金融知识教育,健全覆盖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险体系。     

中国居民储蓄倾向的实证分析

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通过对影响中国储蓄倾向的因素进行考察而建立的储蓄函数显示：收入和历史储蓄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最为显；利率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很小，通贯膨胀对中国储蓄倾向施加较大的负影响；制度变迁对中国储蓄倾向则没有明显的解释关系。决策可以此结论作为制定相应政策对策的理论依据。     

失业风险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中国城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微观数据,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在已有的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中,以总量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居多,运用微观数据的尚不多见。本文在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失业风险对家庭流动性资产持有的影响。我们发现,当失业风险增加时,中国城市居民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强的资产,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中国城市确实存在,不过这种预防性动机并不强烈;而过去收入的波动并不能造成居民持有流动性资产的增加。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

具体内容不明的待实施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实际的经济影响,事前预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这一外生冲击,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宣告显著地降低了城镇家庭的储蓄率,主要影响途径为家庭的可预期收入增加。平均而言,家庭中每多一个尚未退休的劳动力,其储蓄率大约降低5%;可供工作的时间每多一年,储蓄率大约降低0.2%。该宣告效应在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关注社会经济新闻和临近退休的家庭对此更加敏感,而储蓄率较高、流动性约束宽松的家庭相对不易于降低其储蓄率。延迟退休能够有效释放城镇居民储蓄,但必须对潜在受影响人群加以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且应较有弹性地实施。在确认宣告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应该尽快披露后续安排,稳定居民预期。     

余丰慧：储蓄率失调折射深层次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居世界第一，但“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而不是居民储蓄”。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其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翻了一番，但居民储蓄率却没有变，一直是20%。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研究

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分析显示,外出务工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家庭储蓄。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 和 2016 年两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能显著地影响家庭储蓄率。     

我国储蓄结构的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我国住户的储蓄倾向增加,但住户储蓄率的变化不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住户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降低。     

参考点依赖偏好能够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吗

20世纪末,行为经济学家将参考点依赖偏好引入储蓄模型,尝试以参考点的变化解释不确定情景下的居民储蓄行为,然而该模型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因缺少经验证据支持而仍然未知。为确定参考点依赖偏好能否解释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本文以汶川地震为特殊情景,建立了两期的参考点储蓄决策模型,依据地震变化所造成的全部路径,对居民储蓄与幸福感变化展开理论预测,进一步借助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验证预测路径的现实解释力。研究发现:地震灾难能够对不同人群的参考点产生"回归"影响——对原本高参考水平者,灾难会降低其参考点;对原本低参考水平者,灾难会提升其参考点。参考点的"回归"能够有效地解释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内,汶川地震灾区城镇家庭储蓄率升高的现象。     

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与制度变迁

<正>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无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各种收入与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体制,政策,消费环境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都影响着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与此同时,各项改革措施如房改,车改,养老,教育制度的实施,使得家庭储蓄还担负着多重责任。从长远上看改革有益于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内,无疑增大了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对未来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预期,在储蓄中预防性储蓄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预防性储蓄及其不确定性,制度变革几个方面,定量检验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问题。     

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而抑制了即期消费。本文从预防性储蓄理论出发,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然后分析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高储蓄：是谁的高储蓄？

阅读：《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发表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的文章说，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其中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消费率不能有效提高前），吸收掉这些储蓄只有两个选择：     

中国政府高储蓄的成因分析和中期展望

中国高储蓄的特征事实是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储蓄率都位于较高水平。传统文献集中于对居民储蓄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本文集中对中国政府储蓄进行分析，认为导致政府高储蓄的原因包括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上升以及消费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下降等。导致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支出不足的根源在于1994年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期展望显示，中国政府储蓄率将在未来5—10年内显著下降，并对财政平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储蓄率高达46％，高储蓄率还将持续10到20年

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14万亿元，企业存款10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目前的居民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专家认为，中国目前虽然总体储蓄率很高，但个人拥有的财富差异很大，多数人还在为未来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费用、住房等问题担忧。所以，现阶段高储蓄率不可能降下来，预计中国的高储蓄率还将持续10年到20年。     

稳定国民储蓄应对老龄化冲击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在索洛模型中引入老龄化指标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在老龄化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将国民储蓄率维持在0.4—0.5范围内,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7—9%的增长水平。由此提出三条应对措施:抑制不断攀升的政府储蓄;积极引导企业储蓄;稳定家庭储蓄。     

基于计量模型的我国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利率、通货膨胀率、S&P股票指数等主要因素来探究中国具体储蓄行为的规律,发现居民储蓄余额与我国GDP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利率水平的变动与居民储蓄的变动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货膨胀率与居民储蓄水平是负相关的关系,S&P中国股票价格指数与居民的储蓄率是正相关的.因此,应改善居民个人收入的分配结构,完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福利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年龄结构效应分析

内容:本文使用 Park 等(2010)的半参数协整方法,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我国居民消费及储蓄的影响效应.消费、储蓄函数的“U”型及“逆 U”型特征说明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符合生命周期假说.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率与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消费收入弹性为0.8695,收入储蓄弹性为0.1129,说明居民收入增长是促进居民消费及储蓄率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也表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则是抑制储蓄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企业年金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费尔德斯坦的储蓄方程进行了修改，加入新的变量，即企业年金资产／GDP，并构建储蓄方程，运用7个OECD国家2000-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年金对储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企业年金资产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各国的方向并不一致。相对于自愿性企业年金来说，强制性或准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这是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的结果。国际比较的回归分析结论进一步确认了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国家间的差异性。     

从部门储蓄变化看我国高储蓄率

一个国家的储蓄由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储蓄共同构成,通过从1992年至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测算比较,笔者发现近年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和储蓄额在我国国家储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与政府两部门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成为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和推动力。本文通过相关图表及数据的比较,在分析了各部门储蓄变化的原因后,为降低我国现有国民储蓄率,从四个方面相应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下安徽最优储蓄率研究

本文采用安徽省2001—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安徽省最优储蓄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储蓄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存在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2)对比安徽省最优储蓄率与实际储蓄率发现,安徽省各市实际储蓄率远远高于最优储蓄率;(3)通过影响因素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对实际储蓄率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