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途径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土地征收制度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征地补偿标准相对于土地出让价格太低,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所得分配比例很低,而政府和开发商占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这对农民严重不公,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应尊重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是一种直接让农民分享更多土地增值收益的方法;补偿方式多样化、让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一种较为长久的公平的方式;而最好的方式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用地建设市场,由农民直接出让经营性的建设用地。     

农地非农化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

本文利用2004—2008年全国统计年鉴数据,阐述了2007年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收益分配格局,即农民仅获得土地收益的3．79％,地方政府获得15．96％的纯收益,中央政府享有30％的土地收益,此外中间蒸发费用高达土地收益的50．25％。面对现有的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格局,本文提出了改革现有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政策措施。     

我国土地征用与增值收益分配体系初探

我国城乡土地市场呈现明显的二元分割特征,农地价格与市地价格的关系被人为割裂,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混乱。农地转用中的各参与主体应该基于对农地转用增值收益的贡献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部分为基于农地真实收益的征地补偿,以及部分农地增值溢价;土地开发商应该分享的部分是正常产业利润,房地产物业业主应该分享的部分是正常产业利润和区位地租形成的地价部分;政府部门分享的部分是规费和税收。理顺农地与市地价格关系,才能建立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真正实现农地保护。     

农村土地确权进程中的土地发展权问题

目前,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近尾声,土地确权从法律上强化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确立了农村土地使用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土地权利是一个权利束,还包括他项权利,其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土地确权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设置土地发展权制度有利于深化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首先分析了我国设立农村土地发展权制度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针对两个问题,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深入考察了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英国经验和美国经验,总结了这两个国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特点。结合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从我国土地现有制度出发,提出了从法律上确定土地发展权的属性,强化并规范国家土地管制权;同时在制度上将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脱钩,保护农民的权益,实现地利共享;在土地发展权的实践上,提倡结合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创新土地发展权制度。     

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土地增值也是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农村土地流转也不断地加快,土地流转给土地带来了较大的增值。土地增值带来了巨大收益,对于土地增值的来源和土地增值的分配,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分析不同角度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原因,并讨论当前土地收益分配下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为当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切实关系到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利益,但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发展经验不完善的制约,目前尚未形成规范统一的推广方案,尤其是涉及到增值收益的分配。文章通过分析目前对于增值收益分配的研究,探寻在增值收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相关政策性建议。     

农村宅基地产权的模糊性与土地发展权权益竞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宅基地产权逐渐成为模糊产权,在中国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围绕宅基地利益的竞争日趋激烈。本文在对宅基地模糊产权、土地发展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农民集体组织和农民三方实质上竞争的是土地发展权权益,并且建议国家限制政府权力,明确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拥有宅基地发展权,有相应的转让权和抵押权。     

地票价格形成机制探讨

地票交易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转移,目的是提供建设用地指标。因其牵涉多方利益,因此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定价,以保障地票交易各方——供票农民、地票落地政府、地票购买者(开发商)的权益,具体表现为:由政府设置地票的上限是以保障购票者权益,设置下限以保障供票农民权益,由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体现地票的真实市场价值。     

城市化的深圳经验

中国的城市化引发了诸多拆迁问题。深圳的经验显示，一方面地方政府可通过与拥有合法产权的房主协商并提供补偿来推进城市化，另一方面，农民组建的公司也可以像开发商一样，通过将工程外包给专业建筑商发展农民房，从而让农民而非开发商从土地中获取一定收益。     

物业税中物业增值收益分析

物业税改革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物业税征收面临很多困难,其中,物业税应该怎样征收是现在讨论的核心问题。物业增值收益应该由政府独享,还是应当进行合理的分配,如何分配等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物业税改革的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本文利用博弈工具,就政府、开发商及消费者的三方动态博弈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府全额征收物业增值引起的物业税的不合理性。并通过建立政府与消费者的动态博弈模型,从政府全额征收和部分享受因物业经济增值引起的物业税增加额两个方面,分析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从而得出政府部分享受物业增值收益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结论,并进一步确定政府部分享受物业因经济增值而引起的物业税增加额的比例。     

人人说话

警惕土地交易中的“土地掮客” 借地生财,是时下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撒手锏。来自浙江省的一项调查表明,若征地成本价是100％,其收益分配格局为:地方政府占二至三成,企业占四至五成,村级组织占近三成,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然而,对那些失地农民而言,却又实实在在地遭遇了一回变相的“新剪刀差”的盘剥。而中间商获取的那份暴利中含有多少地方官员的“个人份额”?这个问题恐怕很值得认真地考究和查验。     

物业税中物业增值收益分析

物业税改革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物业税征收面临很多困难，其中，物业税应该怎样征收是现在讨论的核心问题。物业增值收益应该由政府独享，还是应当进行合理的分配，如何分配等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物业税改革的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本文利用博弈工具，就政府、开发商及消费者的三方动态博弈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府全额征收物业增值引起的物业税的不合理性。并通过建立政府与消费者的动态博弈模型，从政府全额征收和部分享受因物业经济增值引起的物业税增加额两个方面，分析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从而得出政府部分享受物业增值收益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结论，并进一步确定政府部分享受物业因经济增值而引起的物业税增加额的比例。     

城乡二元分割土地市场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状况探析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导致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在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不公平性,农民难以真正参与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笔者结合二元分割土地市场下土地租、税、费体系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必将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缺乏一定的保障性和稳定性,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的建立。为了顺利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顺应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为地方政府寻找新的财源,平衡地方政府在城乡一体化土地市场建立前后所获得的财政收益。     

土地发展权的归属及其设立

目前我国土地发展权尤其是农地发展权在法律上是缺失的,而实际上土地发展权是归国家所有,这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导致了许多矛盾,尤其是在征地问题中。本文基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视角,探讨了土地发展权的归属以及设立土地发展权的几点措施。     

宅基地征用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对建设土地产生了巨大需求。在宅基地的征用过程中,无论是低补偿还是高补偿,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宅基地置换模式和征地的留用地模式是现实中比较好的征地制度创新模式。由这些先进的模式,可对宅基地的征用提供很多启示:政府要统筹运用多种补偿方式,统筹政府与社会,统筹城乡用地,统筹城市建设用地的使用结构,统筹近郊和远郊分配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     

浅析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制度的设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道路的步伐和范围不断加大,农地非农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而我国农村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定压抑和限制了农民土地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在此背景下,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在平衡不同用途管制之间的土地各方的利益关系,较好的保护耕地和农民的土地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规范政府土地收益分配的财税对策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的财产,其表态和动态的价值均可形成收益。土地收益分配既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又受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约束,对于土地资源的合格利用、完善土地市场、形成政府必要的财政收入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长期以来,土地收益分配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意图和收入分配机制,市场力量居于从属地位,存在着分配主体定位失当,形式偏差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土地资本收益转化的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创新

本文指出土地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要让农民分享土地资本收益,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农村土地资本收益转化提高农民养老保障的主要措施有:提高农民转让承包土地享有的经济补偿的比例,提高耕地占用税的征税标准,同时将其收入划转保障基金.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理念更新

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自由支配属性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存权保障功能,是当前学术界主张的农地入股的主流立法理念。但是,基于此立法理念进行的制度设计,既可能面临实施的困境和法理上的自相矛盾,也可能会导致入股者享有的农地增值收益权、融资担保权、征收补偿权和农地发展权严重受限或者受损。而将农地入股的立法理念更新为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双重关怀并以此构建相关制度,不仅可以弥补当前农地入股主流立法理念及其制度设计的缺陷,有化解农地入股中的一系列二元主义争议,而且还有充分的法理根据和现实依据,有利于实现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