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经济效率评价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世界各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绿色经济发展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文章采用2009—2020年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FDI在沿线国家绿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测算了考虑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并与传统经济效率进行比较,探讨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具有区域集聚特征;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总税率和城市化率负向影响绿色经济效率,而通电率和失业率则正向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94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税收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首次就刘伟、李绍荣（2003）的模型分析产业结构税收弹性问题,并结合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能促进税收增长。同时还比较东部地区三种产业税收弹性的差异与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要结合就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重新审视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的关系;要在加快就业结构转换的同时,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基于偏正态面板数据模型

首先利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测算了2005—2015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并验证了其偏正态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偏正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然后,运用基于EM算法的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并将其参数估计结果与正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偏正态面板数据模型具有更好的统计优良性;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教育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污染治理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以河北省为例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本文以河北省1952～2010年的GDP数据为时间序列,实证分析河北三次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的产业结构总体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势转化,但欲早日实现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目标,仍需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下一番苦功.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Super-DEA模型和S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uper-DEA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法分别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和金融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动态SGMM方法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探究了不同阶段各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情况。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在经济提质增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减少资源污染和浪费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同时金融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最后,文章从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和延续性的政策支持;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鼓励金融业多元化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和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等方面,提出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启示。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算及实证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绿色"概念应运而生。选取我国30个省(市、区)2005~2010年面板数据,首先运用熵权法构建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然后求得我国绿色GDP并作为绿色经济的产出指标,将劳动(L)、资本(K)及技术(T)作为绿色经济的投入指标,一并纳入DEA模型利用DEAP2.1软件测算得到我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测算结果的实证分析最终形成对决策层有所启示的研究结论。     

低碳经济下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低碳经济下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支持,把三类产业的机构关系以随机效应形式包含进线性混合模型,分析信贷、资本市场和投资对三产业GDP结构的影响,解决了描述统计分析法可能得出的是伪相关的问题,修正了传统回归模型在度量三产业GDP结构(调整)方面的缺陷,最后归纳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1997-2013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和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分布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倒"U"曲线中的上升阶段,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或集中投资的现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到: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在前期冲击效应波动较大,但长期影响趋于稳定。     

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演变——基于湖北经济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演变是经济增长和效率变化的结果。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总量、各产业的产出比例、资本效率和资本就业吸纳能力会发生相应变化,并且对就业产生影响。本文借助数理模型,探讨了各因素的变化规律,分析了各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提出了增加就业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启示。     

产业结构调整的碳排放效应分析——以徐州为例

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以徐州为例,对其工业碳排放总量、工业行业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低碳产业的相对划分、产业结构演进的能源消费效应等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提出加快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升级、优化工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等若干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北大核心

以“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为典型样本,运用2013—201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衡量指标体系,测度“一带一路”省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变化,并基于GIS探求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研究区域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华东地区常年处于高位,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增幅较大,同时,随着各地区相关政策的落地,地区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有所降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大多为绿色金融滞后型,深入绿色金融发展,积极引导绿色金融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郊经济的不断发展——以五家渠市为例

五家渠市位于乌鲁木齐市北郊,东与米泉市相邻,南与乌鲁木齐市相接,西、北与昌吉市相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富。以五家渠市为中心的纺织、机械制造、塑化、食品工业等都具有坚实的基础,尤以103团哈密瓜驰名疆内外,被誉为"中国甜瓜之乡"。青格达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等为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资源,依托中心城市大力发展城郊型经济成为农六师五家渠市巨大的区位优势。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偏离-份额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了1996—2010年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其所属八地市的三次产业对沈阳经济区GDP的贡献。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沈阳和鞍山的经济增长对整个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最后,针对弱化全区产业集聚程度、促进全区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FDI流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西安市为例——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2—2011年陕西省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三次产业生产增加值的面板数据,对西安市FDI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做了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西安市FDI的流入对三次产业的产值产生了正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FDI每增加1%,三次产业的产值分别增加0.075%、0.731%和0.817%。但是,研究同时发现,FDI的流入并没有使得西安市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文章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从政府层面给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演进,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入发展融合,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结合非连续创新路径跨越和技术范式转换理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切入点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09—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人工智能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会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引入Bartik工具变量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该结论仍成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人工智能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机制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越深厚、市场化水平越高、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低的地区中表现得更明显,从而能更充分赋能绿色发展。拓展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推动绿色发展具有时滞效应,但该效应在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投向更高时可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山西产业结构现状,接着运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并测算了山西省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