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85-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关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引进老年抚养比的消费函数,选取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协整检验、面板数据因果检验对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当老年抚养比增加1%时,居民的消费率将下降0.485%;人口老龄化抑制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在长期,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短期内,全国、中部和西部的人口老龄化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促进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2005—2010年1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促进的区域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的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与相应地区出口额均有正向促进关系,但从作用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     

新农村建设投资支出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贡献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0-2008年全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新农村建设投资支出对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投资支出均是消费需求的长期原因;除中部地区外,东、西部地区的两者短期关系也成立。新农村建设投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存在较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西部地区由投资支出所产生的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最小。     

外资研发嵌入的内外因辨析:市场化进程还是国际贸易竞争力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及1998-2013年各省市(以下简称省)面板数据,构建了外资研发嵌入指数测算体系,测度了我国27个省市的外资研发嵌入指数,并通过OLS、2SLS及GMM模型对全国及东、中、西部的市场化进程及国际贸易竞争力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样本期内,我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且各区域表现出了巨大差异;第二,全国及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及国际贸易竞争力对于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均有积极的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明显大于市场化进程对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第三,市场化进程及国际贸易竞争力对中部省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第四,国际贸易竞争力对西部省份的外资研发嵌入有积极影响,但西部市场化进程对外资研发嵌入的作用尚不明确。     

我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跨省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和广义矩估计

本文针对有关我国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的现有研究只重视国家层面、忽视区域差异的事实,基于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理论和广义矩估计方法,不仅就全国整体,更深入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全国金融发展对进、出口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区域,其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进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而短期内,虽然东部金融发展促进了进出口,但中、西部金融发展却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进出口的发展。     

中国地区间对外开放度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对外开放度等指标体系,对2000-2009年中国对外开放度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中国地区间外贸依存度相差巨大;外资依存度的差距相对较小,并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基于省际的角度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天津市、江苏省、福建省、浙江省和辽宁省等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较高,青海省、河南省和贵州省等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较低。     

金融服务经济增长效率测度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文章对我国不同区域12个省份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静态效率角度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明显差异性,其中,中部地区表现最好,东部次之,西部地区表现最差。第二,从动态分解效率值来看,综合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指数变化存在高度一致性,而与规模效率的变化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从区域动态综合效率来看,各区域间因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而未表现出东部或中部最高、西部最差的明显趋势。     

FDI与浙江省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浙江省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更好对FDI与浙江省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以FDI和GDP作为研究变量,使用1986-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GDP与FDI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并且在短期FDI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在长期,两者则互为格兰杰原因。基于计量结果,文章提出,浙江引进外资工作的重点要从过去单纯追求量的增长,转变到注重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上,从＂招商引资＂转变到＂选商引资＂上。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时间序列和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中国1978-2007年时序数据,以及1999-2007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了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增长在总体上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正相关,出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但区域差异显著。东、中部地区进、出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相关,且中部要明显强于东部;西部进、出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相关。文章依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实现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部地区的金融现状出发,结合历年数据,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的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中部崛起必须依靠金融的推动力,金融发展需要与经济增长互动协调.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U型还是倒U型?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方法,就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多个模型的比较分析,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影响的结论非常的稳健可靠。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并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只存在线性关系,且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线性促进作用略高于西部地区。     

对外贸易对就业影响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利用我国1994～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证实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就业量的增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区域来看,东、中、西部的外贸就业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出口的就业效应均为正,进口的就业效应在东、中部不显著,但在西部则显著为负并在荬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FDI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

FDI与对外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其次,对西部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贸易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其次,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中西部较小。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工资效应分析——基于1997-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1997-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工资差距效应和工资溢出效应,结论表明FDI增加了我国内外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对内资部门的工资溢出效应不显著。分区域来看,FDI显著增加了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内外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但对于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不具有显著影响;FDI对东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水平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对西部地区内资部门的工资溢出效应不明显。     

外商在华农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经验分析表明,我国农业外资区域分布呈"东多西少"的发展格局,并且不同地区农业外资的行业聚集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农业外资区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及潜力、农业资源要素、劳动力成本及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已成为我国外资农业区位因素,但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对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影响效果小,且区位变量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的农业外资分布影响存在差异。     

基于面板协整分析的中国省区ELG假说检验

本文在开放经济中引入FDI变量,利用1990-2007年中国29个省区数据,使用Petroni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动态面板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了ELG假说命题.研究发现,中国省区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东部FDI对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FDI的吸收能力有限,只能依靠国内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面板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各省区GDP与出口贸易互为因果关系,东部GDP增长是由出口贸易变化引起的,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不一致.     

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稳定增长——基于各地区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会引起东道国出口增长的变化,进而影响东道国出口的稳定增长。通过采用1986—2010年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对于全国还是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均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均是出口贸易的长期Granger原因。但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出口的影响比较明显,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     

陕西省外贸依存度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近年来,陕西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对陕西省对外贸易依存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外贸依存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以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影响外贸依存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中对外贸依存度有促进作用。     

市场开放度、劳动生产率与我国地区工资差异

以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工资结构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西部大开发以来市场开放度、劳动生产率与地区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全国角度来看,市场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很显著,劳动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虽然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为正,但其效果并不明显;分东、中、西地区来看,市场开放度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东部高于中部,更高于西部;人力资本的贡献效应则恰好与之相反;劳动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工资增长的贡献效应在不同地区的差别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