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健康公平——基于2018年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居民自身的健康问题逐渐受到重视。本文利用2018年CFPS调查数据,从社会阶层、城乡和区域三种类型的差距视角出发,探索不同差距视角下居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健康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提高居民的收入有利于健康的改善;但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健康影响效应差距明显。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中连续抽取的家庭为样本,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用公理化方法和福利评价法,对我国1988—2008年间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与结构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并估计出收入流动对中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的相对收入流动性和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同。绝对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相对收入流动性呈周期变动。绝对收入增长具有"马太效应",相对收入等级流动具有"粘性"。绝对收入流动降低了中长期的绝对收入不平等,但相对收入流动加剧了相对收入不平等。     

FDI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利用1990~2011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将全国细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地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国数据上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符合"倒U假说",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FDI却存在"U"形关系,FDI滞后一期的影响不显著。(2)从地区数据来看,FDI除对东北和华东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有负影响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均为正;华东、东北地区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存在"U"形关系,华北地区则存在倒"U"关系;FDI滞后一期只对华北和华东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正向影响。(3)FDI通过产业结构对缩小华东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影响外,对其他地区均有正向影响;FDI通过人力资本对东北、华东和西北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但在西北地区不显著,对其他地区均表现为正向影响。(4)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北地区FDI通过外贸依存度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促进作用,对东北,华中和西南地区则有抑制作用;华北和西南地区FDI通过交通运输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负面影响,但西南地区未通过检验,其他地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老年人收入差异及其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贵阳市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

利用贵阳市2008年和2010年两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收入水平、独立性和稳定性这三个维度的差异状况及其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2010年老年人在收入满意度及收入水平、独立性、稳定性方面,都比2008年有所提高。(2)在收入水平、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差异上,城镇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高龄高于低龄;文化高的高于文化低的。(3)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对收入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但收入独立性对收入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与对策

根据2000-2009年湖南省统计数据,对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现状分析、因子分析和趋势分析。现状分析显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国排位居中,在中部地区居高;长株潭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在全省绝对差距最大,相对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差距持续加大,相对差距增长近年趋缓。因子分析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影响最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影响最大;城乡居民收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和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均与湖南城乡收入分配绝对差距动态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照此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只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1％）略高于城镇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0％）发展时,湖南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才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就是要想尽办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对策。     

政府管制对要素收入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

基于企业决策均衡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中国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政府管制规模对要素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管制规模的提高,居民竞争性要素收入与管制垄断租之比下降;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大对提高竞争性要素收入有贡献。政府的管制干预将导致竞争性供给的要素收入份额相对降低,以及非竞争性垄断租份额的相对上升。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着眼点不是最低工资,而是在产品和要素环节取消管制、放开准入。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城镇居民区域收入流动、税收负担及收入分配动态均衡

文章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和盖尔顿收入均值模型,梳理税收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理,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和面板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多维收入流动性与税收政策之间的联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税收负担是影响城镇居民绝对和相对收入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其作用程度受到各地区家庭人口结构的影响.地区平均家庭就业人口少于2人时,减税政策能够增加地区绝对收入的流动性,但降低了地区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这一结果与家庭就业人口为2人及以上的地区相反.(2)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比重高的地区,其绝对收入的流动性和收入位次向上移动的概率均低于其他省份.(3)历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提高绝对收入流动性的正向效应较为显著.此外,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收入来源结构、产业结构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和异质性.这意味着税收制度设置应凸显家庭及地区的特征因素,注重横向和纵向公平课税原则,促进居民收入区域间的流动,降低收入固化程度,实现收入分配的动态均衡.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房价收入比的遮掩效应

多年来,我国出现房价收入比过高的现象,那么,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房价收入比提升会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研究选取2002-2018年我国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依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程序,运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房价收入比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间接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从总效应来看,城镇化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镇化发展通过推高房价收入比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正向影响,房价收入比发挥的正向间接效应弱化了城镇化发展直接效应的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使用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后这一效应依然成立.(2)将样本按城市发展水平进行分样本回归后发现,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影响效果以及房价收入比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差异,在东中部城市以及大中城市作用的影响程度大于西部城市以及小城市.因此,如何发展城镇化和调控房地产市场成为政策的主要着力方向.     

相对收入对经济行为影响研究进展

将相对收入引入效用函数,对解释各种经济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思考角度,有效补充了绝对收入解释的不足。近年来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讨论了相对收入对各方面的经济影响,对其进行总结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到相对收入的影响,并得到有益于宏观政策制定的建议。本文简要概述相对收入的基础理论,论述相对收入影响各种经济行为的机理,并回顾近年来用相对收入分析经济行为的最新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消费行为、劳动供给、健康等方面,并讨论了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政策意义。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回顾和评述,大部分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随着收入层次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跨时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快速的增长.相对收入、相对剥夺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和绝对收入相比,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相关性也更强.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中国隐性收入的规模及治理研究

隐性收入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对收入差距、税收流失甚至国家财政安全都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DGE模型法,构建一个包含正规经济部门与隐性经济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隐性收入规模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1978～2015年,我国隐性收入规模从36.69%下降到13.25%,历年平均规模为21.71%,隐性收入总体规模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其绝对规模仍然较大。资本冲击和税收政策冲击是影响隐性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资本存量扩大但未能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合理配置时,将导致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向隐性经济部门流动,扩大隐性收入规模;税率越高,资本和劳动力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动力就越强,隐性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为实现对隐性收入的有效治理,需要进一步促进正规经济的发展,降低失业水平;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优化税制结构,降低税收负担;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企业和居民的税收遵从意愿;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强化税务稽查力度,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效应"。     

收入波动、社会网络与家庭商业保险需求

本文将社会网络这一变量引入Eeckhoudt和Kimball的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收入波动会显著增加家庭商业保险需求,而这种影响会受到社会网络的调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平衡面板数据的微观检验进一步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在微观检验中,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收入波动显著增加了家庭商业保险需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1"衡量的社会网络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低受教育水平和未接触互联网的家庭中;以"兄弟姐妹数量1"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从社区(村)层面来看,以"送礼支出占比2"和"兄弟姐妹数量2"衡量的社会网络也显著降低了收入波动对家庭商业保险需求的正向影响.本文拓展了背景风险影响保险需求的研究视角,为保险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收入机会不均、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选取1995年、2002年和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工资数据和细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数据,利用有序响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在岗职工在获得不同水平收入(高、中、低)的概率上存在的差异,据此确定了"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存在,然后估计了"收入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有单位的在岗职工获得高收入的概率明显高于非国有单位的在岗职工,而前者获得低收入的概率明显低于后者,且这种趋势呈加剧状态;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明显抑制了整体消费需求。     

基础教育、职业培训与农民工外出收入-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使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1-2014年数据,采取PSM-DID等识别方法,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研究了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提升农民工外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随后从就业方式、从事行业和从业地点等维度进行了差异性甄别和机制性解释,并就两者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由于现阶段农民工被锁定在低技能行业,相较于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外出收入产生了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不仅体现在短期的"即时效应",也表现为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效应".(2)这些影响在不同外出就业类型、从事行业以及从业地点均具有异质性.(3)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并且职业培训的效用更大.文章对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县域银行业竞争是否会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县域银行网点数据与CHFS农户数据匹配,经验分析了县域银行业竞争对农户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县域银行业竞争促进了农户绝对收入增长、缩小了农户相对收入差距。其机制在于,银行业竞争有助于提升农户金融可得性,通过资本流引导生产流促进农户创新创业;相比于高收入农户,中低收入农户能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多。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份额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县域银行业竞争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而根植本土的农村商业银行份额提升的作用则不明显;农村金融增量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均能在银行业竞争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中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但是,银行业竞争难以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体现了要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金融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变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