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比较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7—2010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将样本分成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两组,采用经典的Vogt模型对样本进行非效率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过度现象显著的存在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与此相反,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呈现出显著的投资不足现象。另外,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不存在由于融资约束导致的非效率投资。     

股权激励、产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不同激励程度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相较于投资过度现象,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第二,股权激励对投资不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投资不足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抑制作用越显著;股权激励会加剧投资过度行为,且投资过度程度越低股权激励加剧作用越显著。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     

大客户盈余管理对供应商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供应链信息溢出效应会导致大客户盈余管理对供应商企业投资产生影响。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大客户正向盈余管理会导致供应商企业过度投资,大客户负向盈余管理会导致供应商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供应商企业与大客户经济联系更强时,大客户盈余管理对供应商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并且,当供应商为国有企业时,大客户正向盈余管理对供应商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大;当供应商为非国有企业时,大客户负向盈余管理对供应商企业投资不足的影响更大。最后,研究表明,大客户盈余管理会使供应商企业投资与未来业绩的关系减弱。该研究为投资者和监管层理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汇率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人民币汇率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企业处于投资不足状态,而投资过度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更为严重;不同企业的年度新增投资比例、投资效率、经营现金流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没有发现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证据;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企业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的下降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中介原因;与国有企业相比,人民币升值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与规模较大企业相比,人民币升值对规模较小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在替换投资效率指标之后仍然成立.文章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提出了建议.     

环境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从产权性质的视角,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研究环境不确定情况下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偏离度正相关,环境不确定的存在会使企业偏离最佳投资规模从而出现投资效率偏低的情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情况下,国有企业既有可能表现出投资过度也有可能表现出投资不足的行为,且投资过度行为比投资不足行为更加严重;非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可能出现投资不足情况。     

企业交叉上市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A+H”股的经验数据

企业交叉上市由于面临着更为严苛的信息披露与法律监管,能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治理环境。通过2008—2012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一步从股权结构的视角考察交叉上市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发现:企业的股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均能对交叉上市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非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相比,交叉上市对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行为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     

会计稳健性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财务柔性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财务柔性的中介作用视角,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8年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改进后的财务柔性衡量方法、OLS的实证方法,基于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理论,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会计稳健性对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会缓解过度投资,促进投资不足;会计稳健性会降低财务柔性储备;财务柔性在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融资抑或治理

本文基于2003~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多表现为融资功能,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多表现为治理作用。具体表现为,国有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无论从总体还是从期限来看均无法抑制过度投资,但均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发挥融资功能。非国有上市公司银行贷款总体上能够抑制过度投资,发挥治理作用,进一步从贷款期限分析这种治理作用主要来自短期贷款,而长期贷款对非效率投资影响不显著。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2009—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即适当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但超过一定程度将产生负效应。同时,两者间关系受异质性因素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差距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地处非中心城市企业相比,地处中心城市企业的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更紧密。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企业财务现金柔性与融资能力关系研究

文章选择2010—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从散点图分析和计量模型判断了二者的相关性,分析财务现金柔性与融资能力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计算使非效率投资最低时的企业财务现金柔性与融资能力最优组合水平.研究发现:总体上,融资能力高的企业财务现金柔性低,融资能力低的企业财务现金柔性高,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高财务现金柔性与高融资能力会放大企业的投资过度,但能减弱企业的投资不足.通过测算,当企业的财务现金柔性低于行业均值水平6.8个百分点、融资能力高于行业均值水平2.7个百分点时,企业总非效率投资最低.     

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对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以2008—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主要类型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各主要类型关联交易总体上能够提升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但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关联交易总额和关联资金交易金额越大越加剧了投资不足,但抑制了过度投资;关联劳务交易能够不显著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而关联担保交易则不显著缓解投资不足和加剧过度投资。此外,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在上市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交易对投资效率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业绩波动性与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提升了投资效率,尤其抑制了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业绩波动性在数字化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小的样本,在非国有企业、非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     

股权性质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非效率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学界认为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和及时的信息披露缓解,会计稳健性具有提升企业投资决策,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价值。文章通过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过度、投资不足都呈负相关关系,即会计稳健性越高,越能有效抑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从股权性质角度出发研究表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不足行为和投资过度行为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上市公司。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行为财务学将公司的管理者与决策者的心理因素引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当中,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投资决策分析的不足。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比较显著,分析过度自信对于公司投资行为非效率化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对过度自信对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表现做出总结,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和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是否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纳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试点范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处理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别从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视角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与中央企业和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相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对地方国有企业、非行政垄断行业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类别未对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与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证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能够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能够通过治理管理层的代理行为来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最终控制权、公司治理与非效率投资

以2007—2012年度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非效率投资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分类,研究了最终控制权、公司治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够抑制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其中,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对过度投资作用明显,对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明显;而其它企业则刚好相反。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1—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比较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不同效果,同时考虑到国有上市公司的特殊性,结合股权性质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影响的不同。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有效缓解上市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效果要优于股票期权激励,且这种效果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     

财务柔性、公司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影响研究 ——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

文章以经济新常态下2013—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财务柔性、公司治理机制对投资不足的影响.研究表明:财务柔性可以缓解投资不足,财务柔性越大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越明显.公司治理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会产生差异.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对二者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民营企业具有更为强烈的财务柔性储备意愿,其财务柔性储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高管激励、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

从代理理论出发,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高管激励方式、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于投资效率和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不同的,显性激励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来改善公司业绩,而隐性激励则没有这样的作用;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中,隐性激励对国有企业影响更大,而显性激励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