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行为变迁、经济波动与居民消费率——基于Bayes估计的DSGE模型

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结合转型期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习惯形成等居民消费特征,采用贝叶斯(Bayes)估计方法分析1978~2012年间信贷约束与消费习惯形成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模型能够分别解释实际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波动的94.1%、84.5%、50.7%和74.5%;同时探讨家庭消费行为变迁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收入冲击与偏好冲击对居民消费率均有刺激作用,但长期内两者对消费率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即收入冲击的正向作用有明显的持续性,而偏好冲击使居民消费率更加萎缩;同时,习惯形成特征有效平滑了居民消费,有效减弱了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影响。     

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随机冲击效应:经验事实与理论解读

本文首先利用一个施加长期约束的SVAR框架,考察了供给、需求与货币冲击对我国产出、通货膨胀影响的经验事实。结果显示,需求冲击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均存在较大影响力,供给冲击偏重于影响产出,货币冲击则偏重于通货膨胀。随后,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引入技术、偏好等七种典型的外生随机冲击,详细刻画随机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其脉冲模拟结果与SVAR经验事实基本一致。DSGE方差分解进一步显示,在多数年份,供给需求冲击与财政政策冲击能够解释大部分产出波动,供需、财政货币政策等随机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的解释比例较为均衡。近期,受经济转型以及政策转向的影响,以消费、投资为代表的需求冲击构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国内外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供给角度考察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在RBC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在固定劳动和可分劳动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二是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改革后的产出、居民消费和就业都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效应较小,致使我国的劳动需求增长率明显小于劳动供给增长率,劳动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就业波动较为平缓、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偏向性技术变迁、习惯形成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RB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偏向性技术变迁与中性技术冲击的包含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对1979-2009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模型的预测结果与中国的特征事实较一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解释力要强于未包含劳动的RBC模型、包含资本劳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引入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的可分劳动RBC模型,说明这一模型更符合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与正的中性技术冲击具有正财富效应相反,正的偏向性技术变迁冲击具有明显的负财富效应特征;我国1979-2007年间推行的降低劳动弹性的偏向性技术变迁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增加、资本积累与GDP产出的提高,故而认为,这个战略是成功的。     

消费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笔者认为:以持久收入消费理论为基础的标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无法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消费波动非平滑这一关键特征事实,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需求变动影响巨大.笔者重点考察了消费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技术冲击存在的前提下引入消费冲击可以模拟实际情况.从模拟结果看,中国1978年的经济波动确实是需求冲击(消费偏好改变、政府调控等)和供给冲击(技术不断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得税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研究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需求管理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引入征收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政府部门,探讨以税收政策变动为代表的供给管理措施在调节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模型校准以及各宏观经济变量分别对调整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当经济面对来自供给的不利冲击导致产出水平有下行风险时,政府降低资本和劳动所得税将激励生产者更多地投入生产要素,从而减税可以有效扩张产出并熨平经济波动。因此,政府应重视供给管理措施在长期性和结构性调控上的优势,使宏观调控能够在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调节社会公平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利用马尔科夫范式转换模型分析了1985年1月到2009年7月我国通货膨胀的状态转换特征,并考察了与之伴随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仅对消费波动有显著影响,对投资和净出口的影响不显著,且方差不确定性和均值不确定性分别导致了消费波动增大与减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凸显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积极、有效、透明的政策能够减少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保证居民消费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将有助于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

内需不足、消费疲软是社会转型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消费习惯形成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效用不但取决于当期消费还取决于习惯存量,消费决策逐步动态调整,从而导致消费行为更为谨慎。本文讨论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我们首先扩展了Dynan(2000)的理论模型,在其基础上加入了不确定性因素,随后利用1992—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构造组群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得到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且习惯形成系数为0.04,这一系数在社会转型期逐步增强。研究还发现,不同组群的家庭表现为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的结论一方面可以为微观家庭的消费金融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另一方面为改善内需的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的成分分解及稳定性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减缓,我国经济波动也呈现出稳定性趋势.文章通过建立具有货币政策干预的产品市场均衡模型,对我国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成分分解,并将实际产出波动的来源归结为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的作用.通过这些经济冲击方差序列的度量,又对实际产出波动率进行了冲击方差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我国需求冲击和货币冲击强度的逐渐平稳是经济周期波动率降低的主要原因,而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波动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仍然需要坚持需求管理的政策导向,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G4经济体流动性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G4(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经济体的货币供给(又称之为发达国家流动性)指标,运用FAVAR模型研究发达国家流动性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受到风险因素冲击时,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为了缓解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加流动性,此举会对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短期收紧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发达国家流动性增加对我国金融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但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长期中,发达国家流动性的冲击几乎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就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离开经济伦理的支撑。就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形式或体制予以正确地认可与选择;对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予以确认,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给社会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手,为调节和指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有些是独特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开了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安全。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会对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产生冲击，如汽车、机电、农业、电讯、石化等产业。由于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营销手…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资源和产业等领域竞争的加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从资源、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核心以及本质表现。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的相关措施。     

经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经济伦理原则

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自由乃是使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灵魂,也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依据和基本伦理准则,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自由,是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     

Economic Diplomacy

We study bilateral conflicts that affect the welfare of third parties, the stakeholders. The conflict takes the form of a war of attrition and intervention is modeled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takeholder “aids” the agreement with transfers to the contenders. We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policy when the stakeholder limits its intervention to a unilateral commitment to compensate the contenders if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and show that if contender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fter agreement, then the optimal policy cannot eliminate the delay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is only advisable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enough. Economic diplomacy is modeled as a three‐player game where the stakehold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here transfers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 settlement for the conflict. We prove that, provided that non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s too impatient, diplomacy benefits the third party in all conflicts.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辐射既表现为自然界不同物体间的能量相互传递，也表现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互相流动。经济辐射理论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开放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明区域、产业等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到均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