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改革中的量刑建议试点问题研究

为了解决量刑不公的问题,法院系统正热火朝天的进行着量刑程序改革。然而,这一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检察机关的配合,即检察机关有效推行量刑建议制度。从2010年2月1日起,上海市检察系统将正式启动在起诉书中加入量刑建议的试点工作。针对这一改革,实践部门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检察官们对量刑建议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产生了很大质疑。本文将从以下两个层厘清所出现的问题。理论层面——量刑建议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实务层面--在量刑建议改革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量刑建议的主体;第二,量刑建议行使的阶段;第三,量刑建议的种类。     

论量刑建议权的权利属性

近年来,随着公诉意见改革的深入.国内一些基层检察院纷纷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前在中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以促进量刑公开和透明,实现量刑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明确量刑建议权的法律性质是研究量刑建议制度首要的问题.     

量刑建议的实践与思考

本文结合基层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改革情况,分析了量刑建议制度的本质属性,进而从正反两面初步评估了量刑建议改革成效,在此基础上分析并破解了量刑建议在实践中遇到的障碍。     

量刑建议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量刑建议制度进行考察,通过对这些国家量刑建议制度的比较,总结出量刑建议制度的一般运行规律,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     

量刑建议制度的法律依据及可操作性分析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具有量刑建议权,但量刑建议制度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而且其相关内容也在刑诉法的部分条文中有所体现.因此,在不涉及立法变更并保持现有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保证量刑建议制度顺利实施.     

量刑庭审程序基础理论探析

量刑庭审程序是规范量刑程序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目前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所重点探讨的问题.对量刑庭审程序的基础理论进行必要的探讨,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量刑庭审程序,从而为其程序设计建立基础.     

从李某某案探究影响量刑的因素

前段时间的李某某涉嫌强奸案闹的沸沸扬扬着实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笔者将从案件的性质、刑事责任年龄、认罪态度和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上分析这个案件的量刑考量，并由此总结出影响量刑的因素——法定因素、酌定因素和外在因素。律师的辩护策略对量刑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法庭辩护是对一名律师的综合考量。而关键一步可能在策略制定之初就最终决定了审判的走向。最后对量刑程序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     

从绑架罪的修订谈量刑平衡

绑架罪的修订引发量刑平衡问题的思考。现实中存在一些影响量刑平衡的因素，如立法的宽泛和法外因素的影响。量刑平衡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追求的目标，对于影响量刑平衡的因素，提出如下对策：合理配置法定刑，细化量刑情节；提高法官素质；完善量刑程序．这些对策将有利于实现量刑平衡，提升我国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看守所在押人员表现纳入公诉量刑建议探析

为了更好地维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监管场所的安全和稳定,积极探索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的表现纳入公诉量刑建议制度,也就是将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衡量其犯罪后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的一种途径,直接作为酌定从轻或从重情节与量刑幅度挂钩,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由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我国酌定量刑情节立法之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对准确量刑和合理量刑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本文从阐述酌定量刑情节在刑罚裁量中的地位入手,指出我国酌定量刑情节的立法缺陷,并对酌定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以期促进量刑公正和均衡。     

浅论实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试行量刑建议工作。     

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量刑情节的一种,在刑法典上具有法定的依据,但其内容及范围没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对酌定量刑情节的研究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实现宣告刑的最佳化,有利于惩罚罪犯和保障其合法权利。由于传统刑法理论轻视乃至忽视对酌定量刑情节的研究,致使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不一的现象存在。     

酌定量刑情节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存在于纷繁复杂的案件当中,法律虽对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予以概括认可。酌定量刑情节能够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行为人的量刑具有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平等适用,无先后之分,行为人具有酌定情节的必须予以考虑。     

论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

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一直备受关注,因其包含死刑这一法定刑而更是在近年引起争议,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飞速发展,原有的量刑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而应当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刑罚.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具体量刑也不应沿用原有的数额量刑,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适用社会发展的司法解释,以求达到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     

美国税收犯罪量刑规则及启示

美国税收犯罪量刑规则通过三个表格和五个步骤来实现税收犯罪量刑的规范化,保障罪刑均衡。深入研究税表、量刑表、刑罚表这三个表格设置的原理,以及量刑五个步骤的运作机制,对实现中国司法实践中税收犯罪量刑均衡的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收集量刑证据的实践探索

检察引导侦查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制度,虽然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纷争,但是它合理地处理了刑事侦查权和检查权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保持两者的距离和张力.近年来,我院不断在检察引导侦查机关收集量刑证据的主体、途径、内容等方面探索实践,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我国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化路径

梳理十几年来数起争议性案例发现,刑事司法中量刑僵化问题较为严重。即裁判者严格按照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做出的裁判,会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民众认同的情理。裁判者做出这些裁判的背后受到刚性最低刑制度的制约。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核心是,刑法分则及其司法解释根据定量情节确定了某类案件的最低刑,但是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又处于保守状态。刚性最低刑制度导致量刑“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在满足刑事司法统一性的同时,会损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应该系统归纳酌定减轻条款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解释、量刑指南或者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激活酌定减轻条款的适用。这有助于增强刚性最低刑制度的柔性,使得量刑在保持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上,也具有适当的灵活性,最终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研究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在其定罪上应当采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在死刑案件中，严格掌握案件证明标准不仅可以减少死刑案件中的错案，而且可以起到减少和限制死刑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死刑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并不严谨，这对于死刑案件的定罪与量刑带来很大困难。如何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从程序角度讲，应该将死刑案件的定罪程序和量刑证据相分离，在不同诉讼阶段适用采纳不同的证据，从而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企业能动性与反腐败“辐射型执法效应”——美国FCPA合作机制的启示

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FCPA)执法备受全球关注。美国政府以较少的司法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执法效果,不仅惩罚了违法企业,还影响了其他未被执法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逐渐形成辐射型执法效应,有效地通过惩戒行贿方遏制了商业贿赂。其中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为了在最终的案件处理中减轻甚至免遭处罚,不少涉案公司主动对案件进行内部调查,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调查的结果和相关证据。而美国详细的量刑制度也使得企业能够预期到其与执法机关合作所能获得的好处。中国刑法针对行贿缺乏详细的量刑制度,反贿赂执法主要针对政府官员,除"自首"之外,无其他奖励制度以激励企业进行自查并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导致企业缺乏自查和主动报告的动力。鉴于此,中国可以借鉴美国FCPA执法机制和量刑标准,调动企业能动性,通过有效惩戒行贿方来遏制腐败。     

浅析量刑建议制度

随着近些年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的重视，已经有一些检察机关开始了量刑建议权的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赋予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完善公诉权、增加量刑透明度、监督审判权、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司法腐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