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     

政府引导与实体投资稳定：基于产业政策视角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如何有效发挥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作用对稳定经济大盘意义重大。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不同,本文从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视角研究产业政策对实体企业投资的稳定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在经济下行期具有明显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体现为实体企业投资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显著减弱,但在经济上行期不显著;产业政策的这种逆周期调控作用对强周期行业、产业链下游行业、市场力量较弱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更显著。作用机制显示：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对重点鼓励行业中的企业增加政府补贴以及银行信贷等方式进行逆周期调控,以实现稳定实体企业投资的作用。本研究不仅从逆周期调控的动态效应视角拓展了对产业政策的认知,而且为优化我国宏观调控体系,实现经济政策的精准调控提供了理论参考。     

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性质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混改将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基于2009-2018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改制后国有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对企业的专利产出效率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企业的专利质量效率有消极作用,即国有企业改制会通过改变企业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均对专利数量有遮掩作用,对专利质量有部分中介效用,改制后企业将更加重视企业经济目标,注重短期的专利数量成果,从而忽视创新专利的质量。     

财税政策稳增长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实现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是“十四五”时期财税政策的重要方向。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周期理论。比较分析经济周期理论,得出跨周期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是创新与重大技术进步、基础设施与房地产,逆周期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是存货、投资、信贷、利率、就业等。通过分析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支出顺周期状况,结合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周期特征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宏观形势动态,可以探讨跨周期与逆周期财税政策基本组合和当前重点。在中美周期错位的情况下,我国财税政策必须面对国内经济和美国实体经济扩张与宏观政策紧缩溢出的挑战,以及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给国内经济带来“二次探底”的可能。为此,需要集中释放跨周期政策,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加大对受疫情和防疫影响较大行业和群体的临时性救助。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作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是建设汽车强国的关键驱动力量,而政府补贴是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5-2020年A股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然后将高管技术背景视为一种重要的调节因素,分析高管技术背景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高管技术背景能够强化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后提出政府应加强财政补贴力度、完善补贴评价机制和企业聘任技术高管等建议。     

企业创新需求与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果

本文将创新需求定义为"企业根据自身创新活动意愿和资金约束情况做出的最优创新投资决策",并从企业创新需求异质性的视角对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分析.利用Nvivo软件,对2008-2015年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得到企业创新意愿的代理变量,并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对创新意愿和资金约束如何影响政府创新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创新意愿能显著提升政府创新补贴的激励作用,但只有在资金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创新意愿强化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正向作用才最为有效.进一步研究显示,创新意愿与企业创新投入、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且企业创新意愿越强,分析师关注度也越高,说明本文构建的创新意愿是真实可信的.本文丰富了有关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为相关部门筛选创新补贴对象提供了借鉴意义.     

政府补贴、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多重压力,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往往使制造业企业望而却步,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重要作用。选取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政府补贴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ESG表现;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国有制造企业创新绩效、ESG表现及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均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ESG信息披露政策颁布后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增强。为减轻制造业企业研发压力,提升创新绩效,政府要重视和完善ESG信息披露及创新补贴制度;企业应合理运用政府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企业如何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出对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利用政府创新补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研发投入与提升创新产出在政府创新补贴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第三,政府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更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要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机制,推出差别化的创新补贴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助力企业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     

非创新专管部门监管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影响——以证券交易所问询为例

目前我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策略性专利行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创新活动专管部门对专利行为的政策性监管,忽视了证券交易所作为非创新专管部门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交易所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监管问询通过“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抑制了企业的策略性专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环境和信息环境有助于“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的发挥。本文拓展了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研究视角,为非创新专管部门抑制策略性专利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效参考,有助于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促进了区域创新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高技能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2009—2012年间39个城市集中出台的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政策的双重差分法,结合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探究了人才政策出台前后区域创新能力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机制和深层次原因,并分析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地区营商环境、科教事业投入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包括,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总体上提高了当地的专利授权总量和专利价值总量;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的规模,但创新效率没有得到明显提升;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政策的效应侧重于提高专利数量,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在科教投入力度本身就很大的地区,政策效果较小,在科教投入弱的地区效果会更明显;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弱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多地表现为提高专利数量,保护程度强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优化人才激励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浙江省企业R&D影响的量化分析

浙江省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国家所得税优惠政策重在扶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进行科技研发,提高企业科技竞争力.通过量化分析,找出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企业R&D投入的相关性结论,对于国家改进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对浙江省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公布的R&D投入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所得税优惠政策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并无显著影响.多因素,多角度考虑企业创新的要因,有针对性地综合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经济周期波动下的评级调整行为——基于中外比较分析的视角

本文基于标普、穆迪、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和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历史数据,对企业主体评级调整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进行分析,以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下国内外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和中国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行为均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总体而言,与中国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调整行为的顺周期性更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调整行为的顺周期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和全球经济紧缩时期明显增强,但中国评级机构没有表现出类似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评级机构顺周期评级调整行为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的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企业价值

依据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2016-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2SLS方法,考量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研发投入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显著“U型”,政府补贴的调节引致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U型”曲线变得平缓。分样本研究发现,产业链上游和中游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均呈“U型”关系,下游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呈正线性关系,且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各有不同。鉴于此,应当实行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补贴政策提升补贴政策的成效,发挥“强链”带动“弱链”的作用实现产业链企业联动发展。     

财政扶持汽车产业自主创新研究——基于开征研发税的构想

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要取得长足进展,诸多要素中的关键在于有效融资和资源有效配置。但自主创新成果的公共物品属性使R&D融资市场失灵、项目申报的私人物品属性使财政R&D配置政府失灵、导致汽车产业R&D投入不足和R&D配置失效。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出发,提出了开征研发税的构想,通过国家税收行为积累资金,创新R&D投入体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促进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发展。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来自中关村的证据

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了大量补贴以激励它们创新,但是对补贴效果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中关村3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2001-2012年的观察值,本文同时采用PSM与DID法对政府补贴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显著提高了创新经费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数量;第二,进一步将创新细分为自主创新和购买引进新技术之后发现,政府补贴存在“挤出效应”:被补贴企业的自主创新明显下降,而购买引进新技术显著增加;第三,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短期创新激励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长期创新激励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本文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补贴效果提供了实证绩效评估,所得出的结论有助于政府优化和调整激励创新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现状及融资探讨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企业的发展壮大更离不开科技创新,在目前的产业升级转型时期,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下,企业加大和重视研发投入,对于保持其科技竞争力,对企业自身和整个社会都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我国的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投入资金短缺,融资比较困难.本文主要探讨了高新技术研发投入存在的融资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希望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约束,克服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困难.     

中国企业研发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税式补贴研究

在中国公共财政模式下，对企业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为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企业退还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与流通环节所缴纳的部分或全部税收即出口退税政策是为了让本土企业能够公平地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研发创新与出口贸易给予隐性税式补贴要优于直接提供财政资金补贴，因为财政税式支出能够更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让研发创新的税式补贴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那些对企业自身经济效益不大的研发项目被采纳与执行是其根本途径，因为对于经济效益大的研发项目，即使财政没有提供隐性税式补贴，企业也会自我选择去从事这些项目。出口退税可以通过二元边际方式增加出口贸易量，同时让研发创新的税式补贴产生更显著的激励效果。研发创新与出口贸易隐性税式支出相互加强的影响，使得所减免的税收总量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把创新要素集聚到微观企业并使之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从事对外出口贸易。     

浅析企业研发费用会计核算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日益提高,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上给予了优惠与扶持政策,使企业加大了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力度,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费用。本文基于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提出的优惠与扶持政策,简明扼要的探讨了企业研发费用核算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力求规范企业研发费用核算,保证它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正确性。     

浅析企业研发费用会计核算中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日益提高，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上给予了优惠与扶持政策，使企业加大了在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力度，投入了更多的研发费用。本文基于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提出的优惠与扶持政策，简明扼要的探讨了企业研发费用核算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力求规范企业研发费用核算，保证它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正确性。     

政治关联、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

立足于企业研发投入,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对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会显著地降低企业价值.同时,研发投入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途径,政治关联带来的资源优势会造成企业的短视行为,降低对创新方面的投入,从而减少企业价值.进一步地,基于不同的视角将政治关联进行分类之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只在政府委员类和地方级别类政治关联中才对企业价值有着中介作用,即更优渥的政治资源对企业价值的"诅咒"效应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政企关系的现状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