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全新的综合性金融业态,它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为尾部客户群体提供了高效多元的金融服务。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数字普惠性金融发展通过减少政府投资约束、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鼓励了小微企业创新,而这种激励效果对于非国有公司以及中西部区域企业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动态效应、异质性特征与机制识别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而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融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整合2014—2020年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选取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等6个财务指标构建企业融资约束的评分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实证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并且在产权属性、行业属性以及地区属性上展现出显著的偏向性。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需求大的压力来缓解融资约束。研究结论为后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运营复苏以及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撑和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是否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宏观数字金融发展是否能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最后基于不同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环境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调节效应更显著,且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因此,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是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而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则是从外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民营企业成长进而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541家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的匹配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分指数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非制造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支付便利性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个渠道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制造业民营企业,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大型民营企业。本文为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效率

文章以深圳新兴指数包含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及两者交互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就金融中介、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融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差异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融资约束、金融发展及两者交互作用对融资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均与融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两者共同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提高融资效率。但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是有差异的,金融中介发展能够在缓解融资约束的同时提高融资效率,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在提高融资效率方面起阻碍作用。更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体现的两个不同方面和融资约束的交互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比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发挥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

企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从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行业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随着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会不断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更有利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加强了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效应、机制的理解。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

以2012—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推动自身绿色创新,政府等主体也需考虑企业的异质性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金融结构市场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3 06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演化特征。融资约束在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空间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积极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注重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使用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发现：除数字化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不成立外,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维度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和各维度在不同的水平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同,并且更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高经济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地区层面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与东北地区最不显著。据此,应通过打造产业金融基础服务平台、构建高效金融审慎监管机制、完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等举措,更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创新要素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

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是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本文采用了2011年-2020年陕西省面板数据,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相结合,剖析前两者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概括地说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抑制陕西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桥梁。为此,要加快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科学发展方向,加强数字金融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突破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困境的关键。既有研究极少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且绿色创新效率测算尚存缺陷。采用MinDS模型解决前沿面上投影点选择不合理的问题,测度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并利用2011—2018年的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视角就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虽然对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虹吸效应;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双门槛效应,且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因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发展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并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激发绿色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