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选择——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研究

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协同优势,以助力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文章利用新三板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信贷引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减弱了小微企业对定向降准政策的信贷依赖,这主要表现为金融科技通过改变银行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而减少了银行信贷供给,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的冲击效应存在异质性,上述效应在内部现金流较少或者处于成长期的小微企业中尤为明显。在金融资源充裕的条件下,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调控效果的削弱作用更加显著。在金融发展不足的情形下,金融科技更易减弱小微企业对定向降准政策的依赖。文章的研究为加强金融科技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深度融合以优化金融服务质效提供了经验借鉴。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基于LPR改革实验的证据

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是目前市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担忧之一。本文利用2015～2020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月度数据考察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以MLF为主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过度承担,反而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说明目前我国稳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适度的,但SLF和PSL却没有这一效果。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文章以LPR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且在排除其他政策和冲击影响之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最后从市场经营环境、监管压力和风险管理等角度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渠道。本文首次从银行系统性风险角度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后果,这有助于回应市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担忧和质疑,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央行新创设了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负外部性产业与为之提供针对性信贷的垄断竞争银行部门,本文对两类数量型和两类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四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外生冲击均有效,且主要通过定向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而起到信贷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基于改进的政策前沿曲线评判框架,本文发现,非对称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升级。     

影子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体系与商业银行密不可分,影子银行体系积累的风险会危及商业银行、 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运用条件风险价值(CoVaR)法测算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研究了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及其深层次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货币政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全样本下,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通过将影子银行业务进一步分解为同业业务和委外投资业务两种成分,发现其委外投资业务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和主要诱因,而同业业务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其次,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的银行类型和不同的公司治理效率下,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对于规模较小和公司治理效率较差的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的不利影响更加明显,其中又以委外投资业务最为显著.最后,货币政策对影子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且对委外投资业务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同业业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强化影子银行的有效监管、促进金融体系去杠杆、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定向降准资金去哪儿

在定向降准政策所释放的数千亿元资金中,到底有多少流向小微、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目前实际效果可能尚未达到预期. 从几个迹象可以窥见一斑.央行定向降准的路径是,释放的信贷资金是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法定准备金账户里先直接进入到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里,然后,商业银行再通过放贷进入到三农、小微企业账户里.按照这个路径,定向降准后银行贷款应该有所增加,但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7月信贷新增规模较大幅度下降,尚未出炉的8月数据似乎也不乐观,9月份银行放贷积极性似乎并不高涨.这种情况直接反映在小微企业上就是,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个别地区有所加剧.     

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与货币政策传导: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

商业银行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管理以及由此衍生的借贷行为无疑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首先必须对商业银行的借贷产生影响,进而才能通过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对企业融资、投资乃至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将在Jeremy C.Stein(1998)模型的基础上分析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逆向选择行为,研究货币政策在银行层面传导的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能否促进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视角的研究

本文研究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能否促进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投放。首先,将货币政策引入考虑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银行资产组合模型中,论证货币政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银行信贷资产配置的理论关系。然后利用我国181家银行2004—2018年的数据,检验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小微企业信贷行为调控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抑制银行信贷行为。其中小微企业信贷占比较大的银行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与数量型货币政策相比,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更显著地减轻不确定性对银行小微信贷的消极影响。其中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调控效果最强。研究结论对于选择适宜的货币政策工具促进银行向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化解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并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等具有政策借鉴意义。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及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配合

商业银行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相比已有的讨论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用银行业贷款审批条件指数来测度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经实证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会放松贷款审批条件,从而承担过度的风险。本文建议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应同时采取逆周期的资本调节措施来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并对央行实施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频率、步幅和时机,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提出了明确建议。     

定向降准对企业信贷的调控有效性研究——基于三轮政策调整的视角

定向降准政策自实施以来,在标准与幅度上做出过三次调整,其有效性也随之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定向降准政策在不同力度与实施标准下对异质企业信贷的差异化影响.结果 显示,当政策实施标准过高或力度过低时,政策支持领域企业信贷不会受到影响,而随着实施力度的加强,该类企业对其他企业的信贷获取相继产生挤出与溢出效应.进一步基于企业微观数据,通过PSM-DID方法检验了政策在调整的不同阶段对农业和小微企业调控效果的变化,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政策初期缺乏有效性;首次调整后政策在提高农业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同时挤出了小微企业信贷;当前政策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对非小微企业的信贷获取也产生了溢出作用.这说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紧密依赖其发挥作用的两大核心要素——实施力度和考核标准,在政策制定中需要对两大要素进行动态调整以使其发挥更大的效力.     

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

传统的货币理论忽视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生态的影响,文章从商业银行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金融生态的影响机理。理论层面,金融生态与货币政策制度供给、传导机制和有效性相互关联,货币政策则通过资产价格或估值机制、收入及现金流机制、追求收益机制、杠杆调整机制、道德风险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实证层面,构建了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和风险承担的数理模型,选取国有和股份制两类共12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增加、风险承担意愿增强,有利于优化金融生态,反之则反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化更敏感,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金融生态更敏感。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2-2020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杠杆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提高银行杠杆率渠道来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与银行系统流动性风险:基于时变流动性错配指数(LMI)的研究

本文采用时变流动性权重构建流动性错配指数(LMI),测算2010年12月至2018年12月我国A股30家上市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进而研究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实时波动,同时采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分析我国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整体水平较好,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则偏高;在宏观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时,央行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引导资本市场利率水平降低等货币政策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的抑制效果显著.由此,央行应选择更高效的LMI模型作为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完善银行业系统流动性风险防范体系.     

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

本文在DNK-DSGE框架下引入了包含影子银行的金融中介部门,将影子银行视为商业银行信贷投放体系在高风险领域的延伸,并探究了该中介体系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向的利率冲击虽然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并降低了低风险企业的杠杆,却引起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以及高风险企业的加杠杆行为,负向的利率冲击则恰好相反。影子银行呈现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在对传统间接融资体系形成有益补充的同时,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影子银行经营者的风险偏好以及经营者、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对影子银行利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明显的影响。     

数字金融是否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170家商业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18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数字金融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数字金融通过影响银行收入结构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数字金融-收入结构-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银行竞争度提高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对数字金融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无效;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金融监管的风险约束有效。该成果可为防控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2000—2010)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0年间的经济金融数据,应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法,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受市场结构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特征的影响。这说明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并非中性,我国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其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以促进经济金融稳定。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GMM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72家商业银行2006-2013年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选择上的风险承担代理变量,运用GMM方法,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整体上看是存在的,且受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影响: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表现在资产选择行为上,而非负债选择行为;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上升会引起信贷投放增加,而负债风险承担增加会鼓励信贷投放减少。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非中性。因此,我国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时,应当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基于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广泛关注,催生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缺乏理论模型研究,而实证研究集中在银行、贷款等微观层面,极个别考虑了银行业宏观层面,但缺乏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分析.本文构建的资产组合理论框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两种途径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逐步回归和可变系数回归等实证分析,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存在,并测出了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结构性差异.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吗

资产证券化赋予商业银行新的资金来源和扩张信贷的能力，拓展了银行的信贷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反过来，作为传导中介主体的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其资产证券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运用2012—2021年中国14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样本，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阻碍银行流动性创造、增加银行信贷风险、缩减影子信贷规模，从而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证券化的促进作用在城商行、全国性银行以及高信用评级的银行中显著；对银行上市与否均有促进作用，但对非上市银行的影响程度更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弱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资产证券化业务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的负向冲击，并稳定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