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基于收入代际传递视角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研究

收入代际传递会使子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父辈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从而引致财富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收入代际传递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杭州市作为典型案例城市调查样本,进行子辈、父辈收入的双对数回归分析,证实浙江存在收入代际传递的现象。以此为切入点,从家庭财富代际倾向传递、贫困代际化倾向、收入代际传递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城乡差异四个角度对浙江区域金融创新的方向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构建"一体三极"的浙江区域金融创新体系,以期为完善浙江省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和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教育代际流动、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返贫风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教育代际流动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虑数字金融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有效降低家庭返贫风险,教育代际流动性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减贫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父代教育背景较低的群体中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政府转移性支出促进共同富裕了吗？——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证据全文替换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政府转移性支出是否会对共同富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了多维耦合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政府转移性支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性支出与共同富裕之间呈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转移性支出对不同户籍类型、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存在不同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在获得较少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家庭中，福利依赖渠道表现出的收入效应占主导作用；而在获得较多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家庭中，人力资本渠道表现出的替代效应占主导作用。据此，政府可以通过创新政府转移性支出资金分配机制来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家庭金融投资行为是否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可以通过资产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代际转移效应刺激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以CFPS2016的微观经验数据为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金融投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即使消除内生性问题,该研究结论仍成立。家庭金融投资行为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农村居民家庭,对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对中、高收入家庭的影响高于低收入水平家庭。机制研究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通过提高居民家庭保险意识,降低家庭不确定性支出,来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北大核心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体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传递机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间的数据,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在将父母与其子女信息进行匹配后,本文主要采用Sobel单侧检验和Bootstrap这两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两种检验方法均得出相似结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中发挥中介作用,约占总效应的33%左右。同时,与其他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相比,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提高的贡献较大。本文进一步发现虽然父母教育人力资本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较大,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值得关注。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通过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外,促进收入平等也是值得考虑的方面。     

基于家庭金融性资产与借贷规模的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金融类资产快速增长及家庭财富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笔者将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家庭借出款与家庭负债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到收入代际传递模型中,进而阐述了这四类家庭变量对我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子代的特性(性别、年龄、学历背景、政治身份)之后,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仍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较高的家庭金融性资产、家庭房产价值与家庭借出款往往能使子代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家庭负债的代际弹性值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表明家庭负债并不是子代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此外,子代的特性,特别是学历背景与政治身份也能对子代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基于脆弱性度量方法的改进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年的数据,改进了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度量方法,利用OLS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商业健康保险能够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该结果在剔除内生性后依然稳健;第二,风险转移效应、健康效应与资产配置效应是商业健康保险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重要机制;第三,该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地区异质性、参保层次异质性以及保费水平异质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以及家庭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

本文通过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度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居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主要通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减缓效应来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且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城乡之间不同收入人群在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保障再分配上存在群体差异性和阶层分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加强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提高生产效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遏制城乡居民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尤为关键。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效应与应对——基于代际收入传递视角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收入不平等扩大和经济增长降速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本文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以及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CGSS数据和反事实法,以客观的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为标准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并结合宏观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同来源的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文化资本代际传递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未表现出与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多种政策协同作用,共同阻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消极成分,即降低由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资本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文章试图建立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交互影响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殊的“传承怪圈”,认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限定为学校教育投资、健康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和不可分割性导致人力资本融资困难,从而阻碍低技能家庭提高技能.假设个人收入遵循非线性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引起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波动.个人技能的提高对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而技术进步本身一方面提高经济主体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要求经济主体具有更高技能,要想提高个人技能必然要求追加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文章通过建立个人劳动生产率及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收入分布相互影响的模型,来解释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灾难性卫生支出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分析

研究灾难性卫生支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5年CHARLS全国数据,分析发现: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和因病致贫率分别为16. 5%和8. 6%,实际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家庭平均将64%的非食品消费支出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家庭规模和健康特征变量、经济特征变量、地区特征变量对家庭是否受到灾难性卫生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家庭规模较小、健康状况较差、经济实力较弱、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更容易受到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为提高居民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本文建议,应建立基于预防的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加大对易发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家庭的支持,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合理确定自付医疗费用水平。     

基于OLG模型的家庭资产最优分配策略研究

本文在考虑代际收入转移的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根据消费的特点将家庭消费分为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并引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讨论家庭在耐用品、非耐用品、保险、风险投资和教育等方面的最优支出决策问题。模拟结果显示,本文模型能够很好拟合家庭实际支出结构。通过敏感性测试发现：风险投资和生存保险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教育无法替代且独立于个体的风险态度;耐用品组合的折旧率对耐用品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和效用折现率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另一个解释——基于财政收支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财政收支框架下探讨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结果发现：（1）在财政收入环节,存在着税收体系不完善造成的税收对存量和流量收入调节乏力,以及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土地增值收益从征地农民向地方政府加速转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标准过低带来的分配关系扭曲的问题。（2）在财政支出环节,存在着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差距过大、公共支出中民生类支出偏少引起的再分配效应弱化问题。以上结论为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作用机理和破解对策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医疗保险介入与家庭代际经济交换: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使用OLS模型和PSM方法实证分析社会医疗保险介入对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影响,并运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对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医疗保险介入促进了家庭代际的经济交换,表现为向上的代际经济供养明显减少,而向下的代际经济资助明显增加;医疗保险对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影响存在城乡和年龄差异,医疗保险对城镇、高龄老年人的代际经济供养有负向影响,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代际经济资助有正向影响;老年人经济和健康状况改善是医疗保险影响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两条主要路径,在"医疗保险—代际经济供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在"医疗保险—代际经济资助"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文章建议,要从保障能力、公平性、弱势群体倾向性、多层次性等方面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进行系统改革。     

财经知识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通过收入-支出制度,对不同收入阶层征税或不征税、多征税或少征税,从事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支出项目,实现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     

我国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策略研究——一个引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分析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引入中央绩效考核与疫情冲击的地方公共物品投入演化博弈模型,并基于2007—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我国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策略竞争的形式及疫情冲击下的变动趋势。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策略同时存在模仿竞争和差别竞争,但以模仿竞争为主。在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模仿竞争策略有所增强,而差别竞争策略有所减弱。机制分析表明,纵向官员政治晋升和横向地方资源竞争是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策略互动的驱动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区域间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收敛性特征,落后地区的收敛速度更快,回应了区域平衡发展理论。据此,本文从贯彻财政责任原则、增强民众对地方政府治理的约束力以及建立区域协同卫生服务机制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