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水行业政府监管模式的改革

自20世纪以来,英国水业监管制度变迁主要呈现出如下三条轨迹：由水资源和水服务的地方政府分散监管转向中央政府的统一监管;由政府的监管职能与服务职能不分转向二者分离;政府对水资源的社会监管和对水服务的经济监管由合一状态转向分开监管。由此经历了三种监管模式,即地方政府分散监管模式、流域一体化监管模式和中央政府统一监管与水服务民营化相结合的模式。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地方政府竞争、企业上市方式与政企间利益输送——来自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转轨经济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将政策资源向有利于自身政绩的方向倾斜。文章研究发现,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上市并给予大量政策扶持的原因,对于市场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矿业监管博弈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在执行矿业监管权时，通常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矿业政策执行力度范围限定与中央政府博弈。基于由此导致的矿业生产外部性，通过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目标偏好和效益函数，利用经济博弈论和矩阵对策，试图寻求矿业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文章尝试在利用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建模的基础上，借助贝叶斯理论分析，提出贝叶斯风险成本诱导机制，进而得出在该机制的激励约束下矿业监管倾向于帕累托有效。文章最后结合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建议，为制定我国的能源资源开采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文章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     

环境监管中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环境监管问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文章证明了在适宜的制度环境条件下,合谋可能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针对优化制度环境,文章提出要加大来自上级政府的监督与制裁力度,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改善地方环境状况。     

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研究

在我国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背景下,煤炭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件数量并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这就使得加强和创新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纵观我国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的现状,不难发现在监管主体方面过于倚重政府,长期忽视了企业和社会的参与。文章提出构建一个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共同参与的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社会层面三个角度阐述了监管机制的运行保障措施,从而更好地推动煤炭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论我国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

会计监管的制度安排是社会基本博弈中的一种行为均衡,会计监管模式的建立与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本文首先探讨了在监管模式选择过程中参与博弈的五大因素,接着分析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并对其提出改进建议。     

我国独立审计监管模式选择

影响独立审计监管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但决定性的是独立审计供求的经济因素。社会对独立审计强烈的自愿需求会促使独立审计职业努力提高执业水平和独立性,不断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这是选择民间监管模式的必要条件。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对独立审计没有强烈的自愿需求,没有政府监管就难以保证高水平供给,准政府监管模式是一个理性选择。     

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行为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监管不力,监督滞后,无法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文章从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如何强化自己的监管行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环境监管中的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环境监管问题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证明了在适宜的制度环境条件下，合谋可能是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针对于优化制度环境，提出要加大来自上级政府的监督与制裁力度，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改善地方的环境状况。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与碳排放绩效——来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传统竞争模式是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呈现出朝向更加追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转变。本文基于274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定量识别分析,并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对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的碳减排绩效进行实证评估。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促进了碳排放绩效的提升;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对低碳试点城市具有较强的碳减排效应,说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取得了较好的绩效;第三,地方政府竞争模式转变不仅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而且从长期来看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够助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实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控制链监管、信息生产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这也对政府应当在哪些方面“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生产经营视角,检验了国有企业放权改革中政府干预行为减少的经济后果,明确了政府在企业生产经营方面应当“有所不为”。本文则从企业信息生产视角,研究了政府控制链监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股权控制链强化对国有企业信息生产的监管抑制了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政府控制链监管效应假说;政府透过股权控制链对企业的信息生产动机、信息生产行为和信息披露质量实施监管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国家审计监督和政府控制链监管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政府通过股权控制链对国有企业信息生产实施内部监管存在有效范围,这种监管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控制链层级不超过三级的国有企业中。上述监管效应具有异质性,在分析师预测偏差较大、管理者股权激励水平较低的样本中,上述监管效应更明显。与以往有关政府干预在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主要引致的负面效应不同,政府通过股权控制链强化信息生产监管对国有企业更多发挥着正面效应。这一发现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实证层面的证据。     

产业补贴政策的追随行为：随波逐流还是见贤思齐?

产业政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利用新颖的识别策略、测度指标以及手工整理的官员网络数据,考察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的追随行为及其效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行业扶持力度上存在向邻近龙头城市看齐的追随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熟识的主政官员之间的互动为该效应提供了一种重要渠道;政策追随效果的评估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向龙头城市看齐的效果为负,但如果自身与龙头城市的禀赋条件越接近,或所学习的目标产业越符合本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则政策追随效果会得到显著改善。本文为地方政府高效地考察学习、招商引资以及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汽车产业政策的发展变迁与央地联动——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合理的产业政策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内循环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汽车产业已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制定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状况的产业政策，对于全国汽车产业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1980—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台的所有汽车产业政策，发现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分阶段变迁、渐成体系，并且地方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联动性，地方汽车产业政策随着中央汽车产业政策的走向而迅速调整并落实了中央政府的大部分规定。然而，地方政府对于扶持本地汽车产业有明显的偏好。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下，各级政府应着力构建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汽车市场，积极出台促进全国汽车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挥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提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数字治理成效不断显现。当前,科大讯飞正积极参与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在助力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推动数字经济向前发展之中,打出系列“组合拳”,为数字化转型持续赋能。     

企业合谋、取证难度与监管选择

数字时代下政府对企业合谋的调查取证愈发困难。受此启发，本文从政府调查取证难度视角切入建立博弈模型，考察行业利润与取证难度这两类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对政府监管的边界及其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监管手段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与传统考察单一市场环境因素下最优监管政策的研究不同，将两类市场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后，最优监管政策的边界具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管政策可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往复性。随后，本文通过一系列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单一最优监管政策的适用范围如何随市场中企业数量、政府可收取的罚金限额以及政策执法成本等因素变化，并探讨了政府同时使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政策的条件。     

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的制定、层级监管机制和查处程序的实施等方面。其中,经顶层权威设计的规范体系起指引导向、统筹协调作用; 层级监管机制具有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功能; 规范化的查处程序能及时、正确、有效地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质询、调查及惩处。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旨在建立制度的合适工具变量,从而能够正确估计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文章提出以中国1919年基督教教会初级小学的注册学生人数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并详细论述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诸条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本文发现制度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显著为正。在控制了地理因素和政府政策效应等变量以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仍然最为显著。     

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优化路径

政府在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监管面临政府缺位、服务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综合监管是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鉴于此,在梳理我国养老服务监管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探讨完善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路径,即宏观层面构建国家主导、地方领责和行业遵行的多支柱监管体系;放管方面筑牢事中和事后的长效监管机制;服务优化方面创新“互联网+监管”模式,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