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地区差异视角下企业GVCs升级研究

“低端锁定”效应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地区差异为视角,通过在一般性产品价值链理论中纳入融资约束变量,探求了融资约束降低对于我国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由于企业被“低端锁定”程度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融资约束降低对于各地区企业GVCs分工地位的提升效果有所不同,且这种差异多方位决定了不同融资工具对我国企业GVCs分工地位提升效果。据此,提出适合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金融发展对策与建议,并发现合理调配和使用融资工具,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研发双循环溢出、价值链攀升与制造业技术跃迁——来自2008—2020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技术跃迁不仅取决于研发双循环溢出,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估计研发双循环溢出与价值链攀升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智能资本全面介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新需求持续迭代导致的供需低适配性使得研发双循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跃迁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纳入价值链攀升后发现,以“锯齿型引领”为特征的研发双循环溢出能够降低中国制造业断链、断供风险,并通过溢出赋能推动制造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对制造业技术跃迁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论“低端锁定”效应

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贸易关系的同时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BACI数据库与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探讨了目的地收入与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随着目的地收入提高,出口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先升后降,呈倒U形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低端锁定”效应与贸易模式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出口结构变动有关。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高研发密集企业的倒U形趋势最为明显。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中国代工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成因及其突破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承接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并形成了以国际代工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工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就业、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技术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中国代工企业被跨国公司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成为世界“血汗工厂”。中国代工企业如何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基于此,首先阐述了中国代工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现状,然后分析了中国代工企业“低端锁定”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中国代工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策略,以期为中国代工企业突破全球价值“低端锁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帮助。     

外资进入与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新发展格局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外资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大国发展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外资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深度融入国际外循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文章基于2007—2017年30个省域贸易增加值分解数据,揭示了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特征,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拓展了制度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的分析情境。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各省域对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外资的进入提升了省域在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且国际资本的进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构建与发展的同时更能推动国内各省域同国际外循环的价值链分工合作。第二,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促进省域同全球价值链的关联,以及通过外部冲击效应提升省域对国内价值链的嵌入程度。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在东中西部间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差异,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外资对省域国内国际双重价值链嵌入的促进效应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第四,进一步拓展制度和信息化情境...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自主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升级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处于一种从属、被支配的地位。这需要推动产业升级以改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提升产业竞争力。嵌入产业的升级离不开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自主创新实施才能逐步市场化,从而全面打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低端锁定。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吗

绿色信贷政策重新配置信贷资源,促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绿色转型,为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新思路。利用绿色发展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合并数据,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机制检验可知,生产率效应与中间品替代效应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对污染型中间品依赖程度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越小;地区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有助于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因此,细化环境风险评定标准与绿色信贷政策指导目录,完善企业创新激励配套措施,破解资金与技术障碍,提升环保政策执行力度,缓解绿色信贷政策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发挥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作用。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

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为会对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产生何种影响?文章提出国内价值链分工下区域增加值的分解方法,构建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定量分析框架,通过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在考虑外资进入及其行为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资进入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1)外资进入规模的扩大阻碍了我国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而外资的市场兼并行为更加不利于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开展.(2)外资进入及其市场兼并行为产生了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替代效应,就其影响程度而言,沿海地区大于内陆地区,机电制造部门甚于一般制造部门.(3)外资进入及其市场兼并行为更多地打击了国内价值链的上游环节,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国内价值链攀升,同时切断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上下游关联,影响了国内价值链分工的深化.文章为更好地统筹对外和对内开放 、协调参与国际分工和构建国内价值链,以及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溢出渠道的视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中国的外资增长迅速,同时中国企业也逐渐融入以价值链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化分工中.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并结合投入产出表,研究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结果 发现,行业内水平溢出渠道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有着抑制作用,而行业间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渠道均促进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高.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2年中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外资进入显著提高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此外,本文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外资进入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基于"双循环"新格局视角,从营商环境、投资粘性、科技创新和不确定性事件的应对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美国政府监管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及对策

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是实现制造业摆脱"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已经从"接触"向"防范"转变.美国抓住当前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仍需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时间窗口,采取各种监管政策,打压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阻碍核心技术培育,遏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对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面对来自主权国家政府的多渠道监管风险,中国在打造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外部监管风险的应对,稳步推进先进制造业提升工程.     

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

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格局的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为探析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本文以TIVA(2021)和WIOD(2016)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Koopman法和矩阵运算测算我国2000—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和制造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研究发现：在发展初期，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提升起负向作用，而在中后期则主要起正向促进作用；在对不同等级行业的影响上，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低端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位势的攀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影响效应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果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扶持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效应形成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以代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活动。中国代工企业在进行功能升级时，发包商会利用一切手段将中国代工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实证研究了知识封锁、能力隔离和战略俘获对低端锁定效应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封锁导致技术升级能力缺失，从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市场隔离致使市场升级能力缺失，进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战略俘获引致升级意愿缺失，继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根据实证结果，从企业、集群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中国代工企业突破低端锁定效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