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的夹心层群体住房问题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夹心层群体的住房现状(住房方式、租房或供房指出及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人均住房面积)、住房需求(租房、购房)、和住房问题产生原因(国家经济改革、住房供应体系及调整政策、住房保障制度)进行研究,以研究结果为基础并结合国家的住房保障政策,提出解决夹心层群体住房问题的措施。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思路：基于对新市民住房需求特点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主体——新市民的区域分布特点、人口结构特征以及居住特点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以新市民为主的流动人口在空间上高度集聚,深圳、上海、广州、东莞和北京五个城市人口净流入量占全国的1/3,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人口净流入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约60%的跨省流动人口集聚于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五省市;新市民年龄集中在28-33岁,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单人户占比较高且不断上升,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较低;住房自有率低于60%,房价收入比较高但租金收入比相对较低,租房质量问题需关注。在此基础上,结合部分地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探索经验,提出现阶段我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思路,即突出因地制宜、需求导向、租住品质、统筹协调,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住房供给体系中的定位,多途径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多措并举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质量,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与其他制度改革和政策完善的协同。     

我国住房信用消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本文认为,居民收入的不确定预期和房价过高导致消费倾向明显下降;住房供求结构失衡,抑制住房消费需求;金融创新不足,住房消费缺乏信用环境支持等是影响我国住房信用消费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文章提出了信用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即研究和调节住房消费心理,降低住房价格;调整住房消费信贷政策,扩大住房消费信贷的领域和群体;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住房信贷制度.当前尤其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以便为商业银行贷款提供准确依据,降低贷款风险,实现住房信用消费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促进住房租赁消费的思考与对策

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居住消费需求,不应该只考虑购房消费,忽视租房消费,不能“重买轻租”。从本质上来说,租房和买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两大需求。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住房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应该在鼓励居民购买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消费的同时,鼓励居民租房消费。对此,我们应该采取卓有成效的对策与举措,大力促进住房的租赁消费。     

大城市青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天津市保障性住房租赁居住满意度调查数据的分析

保障性租赁住房是破解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难题的突破口。以天津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影响大城市青年人群体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满意度的关键因素,以期为更好地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提供政策参考。研究发现：天津市青年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满意度级别为“一般满意”,青年租赁住户对设施配置与服务、政策感知的满意度较高。针对青年租赁住户满意度较低的几个指标,应通过优选建筑材料、优化住房选址、适度开发较大面积住房、优化户型设计、合理定价以及加强社区治理等多方式提升城市青年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居住满意度。     

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租赁住房家庭相关消费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需求从“有居”转向“宜居”，居住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住房租赁是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渠道，租金等居住支出成为影响其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CFPS数据库，获取北京市租房家庭相关数据，分析租房家庭居住支出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以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住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挤出效应”，且租户由于收入、年龄、家庭规模的异质性，在居住支出结构以及对家庭消费影响方面产生差异，并据此提出政策供给层面的对策建议。基于此，应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和长租房建设，精准实施住房保障策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发展住房租赁。     

我国住房消费政策调整思路

土地批租制、地方政府利益推动、住房保障政策模糊等是造成我国目前高房价的深层原因。住房消费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建立起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住房供应体系和住房需求体系,一方面要建立以租售并存为特征的住房供应体系,取消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建立以政府廉租房为主体只租不售的住房保障体系(政府要扩大租房比重,使占城市居民30%的中低收入户能租到低价房);改革土地批租制,并通过加大打击哄抬房价行为等相关措施,建立起价格合理的让中高收入者买得起房的商品房市场供应体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全民买房政策导向,鼓励租房,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形成租房与买房并存的住房需求体系。     

公平的“价格”:以住房保障为例

公平有"价",这个价格不仅体现在"生产"公平的工具性成本上,而且体现在公平作用于市场运行之上可能产生的效率增进或效率损失上。住房保障作为一种"公平品",公平目标的选择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公平实现形式或工具的选择受到市场条件的制约。在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过程中,住房保障应以廉租房建设等供给导向型政策为主;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住房保障应以存量房的租房补贴等需求导向型政策为主。同时,住房市场供求关系的地域差异决定了住房保障政策工具选择的分权化模式更具效率。     

住房消费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 2015数据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社会调查(CGSS)2015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住房消费与流动人口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产权和住房面积与流动人口健康有显著正向关系。住房消费对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层次群体间呈现出差异性,年轻流动人口群体更注重住房产权,中老年流动人口更注重住房面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解决流动人口住房消费问题,以此来提高流动人口健康状况。     

房价上升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基于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一个内含购房决策的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首次将房价上升对居民消费倾向影响的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通过推导代表性家庭的购房时间和在租房和自有房两个阶段的最优消费路径并进行数值模拟,我们发现房价上升时租房家庭因推迟购房而增加当期消费,自有房家庭则因住房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当期消费.基于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房价上升总体上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上升.本文最后提出了谨慎抑制房价并通过发展质量优良的公租房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一、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管理模式的现状 住房公积金是结合住房制度改革的实际情况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是通过强制性的储蓄方式，建立的一种义务性的个人住房消费专项资金，是职工工资的一部分。目的在于通过长期强制性储蓄政策，筹集和融通住房建设资金，不断提高和改善城镇职工家庭解决自住住房的能力。目前，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归集模式；另一类是委托归集模式。     

住房公积金对不动产消费及国民经济的影响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民生政策,对我国住房消费和国民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本文从住房公积金对住房消费以及国民经济的影响入手展开分析,并提出了完善住房公积金体系的对策。     

基于区位因素的大学生租房选择行为调查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价格日趋上涨,大学生租房压力与日俱增。文章基于对毕业大学生租房区位分布的调研分析,探究区位因素在其租房选择行为中的作用机理,寻找减轻大学生租房压力的政策优化方向,进而提出了政府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青年公寓,改善公共租赁房区位选择,提高大学生住房保障政策认知度等解决措施。     

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消费补贴模式构建

本文将我国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消费补贴分为实物和货币两大类,分别分析了其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住房公积金等补贴方式的利弊,针对目前住房市场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特点,提出弱化经济适用房而加大廉租房政策建设,加快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的住房消费补贴新模式。     

战后美国居民住房消费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自二战结束以来,购置房产不仅成为居民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受居民收入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信贷扩张及财富效应的影响,美国居民住房消费支出明显上升。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群体的考察,揭示战后以来居民住房消费的变化特征,并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居民住房消费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各国公共住房金融政策概述及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住房市场价格的巨大差距问题 ,各国均推出了解决的具体政策。美国、德国、新加坡和俄罗斯等国的公共住房金融政策各有特点 ,值得我国在制定公共住房金融政策时加以借鉴。瞄准低收入群体大力发展住房金融 ,以政府为主体 ,用法律法规推动房改政策的实施。     

货币化,商品化住房改革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传统的城市住房福利统包供给制,即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将职工的住房消费部分从个人工资中预扣集中,作为城市职工及其家属的住房建造基金,由国家和单位建造住房并分配,同时相应实行低工资与低房租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住宅消费水平和住宅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政策.各地进行了提租不发补贴、买房给予优惠等多种住房制度的改革,目前房改已发展到(从1998年下半年起)在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隐藏的收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居民消费升级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从住房公积金“隐藏”的收入视角探讨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住房公积金显著促进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且对后者的影响程度更高；（2）从异质性上看，住房公积金对低收入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3）从影响机制上看，住房公积金通过家庭住房的财富效应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文章认为在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其“隐藏”的收入功能，在持续发挥好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同时，也需充分释放其在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方面的政策外部性。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关于住房保障收入线确定的研究——以南京市配租型住房为例

住房保障收入线应具有动态性、保障性以及适应性。本文基于租房支付能力,建立租房可支付性指数模型,由租房可支付性指数模型推导出配租型住房保障收入线的测算方法,并以南京市配租型住房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测算出2008-2013年南京市各个收入层次家庭的租房可支付性指数以及配租型保障收入线标准,通过与实际保障线进行对比,发现基于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收入线更为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