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我们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从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到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本文基于WWZ贸易增加值分解,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负面清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片段化"发展;(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会提高大国最终服务和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大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主导地位;(3)现代服务业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服务提供流程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细化。最后,针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提升我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规则与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基于优惠贸易协定深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TAPED数据库对涉及41个国家2007—2021年的优惠贸易协定(PTA)数字贸易条款深度(DTCs)进行测算，结合双边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数据，实证检验了PTA数字贸易条款深度对成员国间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发现，PTA数字贸易条款总深度的提升促进了成员国间的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同时，相较于前沿性DTCs,传统性DTCs对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数据流动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DTCs的提升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正向影响在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中依次递减。此外，不同类型PTA数字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北—南型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为北—北型，而南—南型的影响并不明确。机制检验发现，DTCs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以及提升数字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提高成员国在服务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及对其出口竞争力影响研究

在构建"产业发展水平评价"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载体支撑能力"三力"视角设计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和"三力"的非均衡程度。借助"出口技术含量指数"计量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之后,分别从整体和"三力"及部门视角实证检验两者关系。研究显示:(1)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均呈现逐年提升的发展趋势,但近年来增长幅度有所下降;(2)整体而言,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3)服务业"三力"中的"创新能力"对其出口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小,这与我国服务业创新能力不强且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效率不佳有关;不同的服务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性,现代服务业相对传统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明显。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和提升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服务业FDI流入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中心开始转移,逐渐转向服务业,随之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因而使全球FDI的发展也转移至服务业。随着服务业FDI流入金额比重的加大,其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以及我国服务业发展产生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基于此,文章针对服务业FDI流入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以便能够根据我国服务业FDI流入情况采取合理的服务贸易出口策略,实现服务贸易出口的高水平发展。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全球价值链、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空间差异性研究

研究我国出口在不同经济体间的分布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对于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贸易增加值方法测算我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值出口差异,并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增加值出口差异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缩小我国出口空间差异,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创造效应,而非贸易转移效应发挥作用。基于此,应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与发展中经济体合作、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服务出口复杂度及影响因素:增加值视角的新认识

依托服务贸易助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不仅在于实现出口规模的扩张,更应注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考虑到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特征,为了克服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法所面临的固有缺陷,本文基于增加值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我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结果显示,从绝对角度看虽有不断提升之势,但从相对角度看却呈下降趋势。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绝对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对提升在发达国家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则呈显著的负向作用。此外,对诸如人力资本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诸如服务业发展规模等作用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从"质"的层面客观认识我国服务出口,而且对于大力实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水平的对策研究

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服务出口在规模和结构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应该加快服务业发展,建立服务出口促进体系,培育一些服务贸易出口重点部门,以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水平.     

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运输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2003-2012年的运输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利用各项研究国际竞争力的指标分析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并以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构造模型,分析影响竞争力的各种因素.研究表明汇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和货物出口总额都对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显著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与服务业发展的协同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在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以及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1982-2010年服务贸易的GL指数、服务业的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比例,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与服务业发展两者之间的协同性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在整体和分部门层面上均具有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不断攀升,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迟缓,容纳就业能力巨大.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与短期的均衡关系,且具有相互影响的路径,在研究期内协同发展的机制已形成,但两者间关系较多向单方面发展,存在滞后影响.     

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2008—2020年G20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数字服务出口及其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数字服务出口贸易蓬勃发展,但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际竞争力极强;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追赶趋势明显。进一步,基于波特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互联网发展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度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具有提升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则具有抑制效应;分经济发展水平看,互联网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具有不显著的微弱抑制作用;分数字服务部门来看,5个维度影响因素对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部门异质性。     

“金砖四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及其决定因素

选取"金砖四国"1994-2009年相关数据,本文采取只考虑出口因素的RCA指数和同时考虑进出口因素的RTA指数,对比分析了金砖四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从总体比较优势及分部门比较优势两个层面,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印度的服务贸易总体具有比较优势,其他三个国家都不具有比较优势;"金砖四国"的服务贸易分部门比较优势状况差异较大;人力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GDP并未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增加值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有正向效应;此外,货物出口和吸收FDI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部门之间差异较大。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如何影响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基于规则网络结构权力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达成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机制分析显示,共同的第三方贸易规则关联对双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存在促进效应,但该影响随着与第三方经济体构建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数量的增长逐渐减弱;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关系的结构权力会推动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增长,而网络节点的结构权力会稀释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揭示,规则条款和规则模板的不同对增加值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随着规则广度的扩张和深度的强化,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增加值贸易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基于以上结论,中国在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时,不仅需要关注规则的深度,还要注重伙伴关系的选择,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特别是服务贸易各部门时间序列比较优势分析,深入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并对我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合理定位。进而从影响服务贸易出口能力的因素着手,提出应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扩大市场开放度、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等经济因素的方式来促进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以提高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分析我国1997—2010年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的数据,利用VAR模型对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出口与进口均是服务业FDI的单向Granger原因,而服务业FDI并不是服务业出口与进口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看,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出口与进口均存在替代关系;短期来看,则存在较弱的互补关系。提出应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加大服务业FDI的引入和服务贸易的进口;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积极引进高质量的FDI进入服务外包领域等对策建议。     

国际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WWZ分解核算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际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存在小世界特征,服务国内增加值的发展集中在贸易深度上并呈现出稠密化趋势,而服务国外增加值的发展在贸易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体现,这有利于加深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推动价值链条延伸;历年该网络可划分为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代表国家的欧洲、北美洲和亚太三个服务贸易群;德国和美国在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全球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逐步实现了从国际服务贸易网络边缘向核心的转移,但与德国相比仍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85-2006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对我国1985-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三个部门服务出口与GDP的数据进行了图示分析和OLS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如下:服务贸易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三部门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我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的比重太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尽合理,应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服务出口,并培育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