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对企业金融化现象产生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在市场竞争与企业金融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正确处理好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解决。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高管投行背景、政策机会与公司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投行背景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投行背景的高管更偏好金融投资;高管具有投行背景的公司的金融投资收益率相对更高,表明投行背景具有价值优势;政策投资机会会抑制金融投资偏好,当公司所在行业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时,上述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从高管专业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公司金融化的解释,丰富了相关文献,也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影响公司行为的证据,对认识公司金融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旅游业资产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了金融化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存在经济金融化趋势,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日益凸显。文章以2008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旅游业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非金融企业资产金融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探讨。文章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资产金融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2—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挤出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高管股权激励没有缓解反而同向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通过股权激励缓解"挤出效应"的方式并不可取。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一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集中化银行业结构与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金融投资收益的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融资成本与金融投资收益两个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变化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中介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的去集中化将有效缓解企业金融化问题,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抑制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的发生。在进行若干稳健型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同时,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一方面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高实体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去集中化挤压了企业金融投资收益,降低了企业金融化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去集中化,不仅能够带来企业金融化程度的下降,导致企业实体投资水平的提高,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此外,国有企业受银行业集中化对其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比民营企业小。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基于高阶理论和关注基础观,运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4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创新关注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对自主创新的关注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或拥有更多冗余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对自主创新的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创新关注的中介作用

基于高阶理论和关注基础观,运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4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创新关注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对自主创新的关注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或拥有更多冗余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对自主创新的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对冲效应抑或扩大效应

在金融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扩大企业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会对企业风险产生"扩大效应".同时,相比于高风险承担能力的国有企业、成长成熟期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低风险承担能力的非国有企业、初创和衰退期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风险产生的"扩大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实物资产投资和降低主营业务收入来扩大企业风险.因此,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和监管,健全实体企业内部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防控机制,并引导实体企业专注主业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粮食金融化:界定、背景及特征

粮食与石油、矿产资源等其他大宗商品一样越来越具有金融化的趋势,粮食衍生品市场价格的急剧波动是其主要表现,此外金融化还涉及到包括粮食企业的股权公开化、金融索取权的高流动性和粮食资产证券化等内容。本文在提出粮食金融化研究的论题之后,尝试对粮食金融化进行界定,并分析了粮食金融化的背景及其特征,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粮食金融化的相关问题开展了基础性的工作。     

关于金融脱媒背景下的证券投融资分析

从长远看,金融脱媒将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而资产证券化又进一步可使金融机构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充分发挥其金融中介作用,提高资本管理的效率.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首先概述了金融脱媒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理念,进而分析了金融脱媒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的意义,最后给出了金融脱媒背景下证券投融资的建议.     

金融结构市场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3 06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演化特征。融资约束在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空间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积极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注重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制造业金融化、政府控制与技术创新

制造业日益显现的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深刻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本文构建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欧拉方程为基础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行为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一步系统GMM等估计技术,实证制造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制造业过度金融化抑制了技术创新能力,而政府控制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化对创新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提供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拓展了技术创新理论,并为政府引导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近年来,产业金融化趋势不断深化,金融资产占比持续升高,导致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受到一定影响。文章选取2014—2021年长三角地区664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此外,分别从企业内部和外部,探讨内部代理成本和外部市场竞争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创新投入,企业代理成本会强化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而市场竞争则会弱化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