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视角

本文以2011年和2016年中国“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两批试点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2020年间的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从城市层面上研究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明显地提高试点区域的创新水平，这个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会对估算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之后，仍然是正确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对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创新影响较大，而对于西部的创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检验了金融科技是否能够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完美契合了科技金融为科技进行融资的特征，通过缓解金融资源错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筛选优质科创企业、推动信用社会建设来强化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而促进地区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区域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科技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是现阶段中国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06—2019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两种路径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区位条件优越、人力资本水平良好以及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研究为科技金融的评估提供了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并从该政策未来的进一步推广以及因地施策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启示。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科技、金融监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金融科技通过技术渠道和效率渠道，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客观条件。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监管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在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金融监管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合理监管约束下的金融科技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地，基于企业性质、高管团队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在地区影子银行规模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金融科技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出“国民共进”的特点，金融科技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仅在高管团队没有金融背景和影子银行规模较小的地区体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金融科技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证据，也对国家进一步制定金融科技与金融监管相适配的政策，推动金融科技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中国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从科技金融资源、科技金融经费和科技金融产出三个维度构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2012-2017年30个省级层面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科技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显示:中国科技金融呈现出"东强西弱";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科技金融能显著促进邻近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提升作用.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既是以典型治理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支持。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通过权益性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政府帮扶三种途径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期限错配严重的企业以及理性借款的企业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批次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机制检验显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分城市区位来看,东部城市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分城市规模、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大城市、非资源城市和两控区城市。鉴于此,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适合自身发展的低碳政策,充分利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改革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来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证据

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试验田,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使命。文章基于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以地级市经济发展数据和非金融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改革试点对地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在宏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促进了非金融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究还发现,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表明金融改革试点构建起了更优的金融分权体系和市场化金融体制来为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上述发现为中国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的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大,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绿色金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在产业结构升级约束下,存在单门槛非线性影响;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小。中国应该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加绿色工艺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创新效应——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证据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技术创新，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强。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和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以及增强政府科教支持这三条渠道促进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城市、重点城市和科教资源较好的城市表现更强。进一步发现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邻城市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扩大了城市之间的创新差距。     

金融科技如何影响绿色发展 ——基于动能转换和地理结构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18年24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供给侧绿色技术创新动能和需求侧产业结构升级动能进而促进绿色发展。从地理结构看,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发展,随着各城市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金融科技中心溢出和地方金融科技集聚对绿色发展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从区域上看,金融科技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最强,中部稍次,西部最弱。从内部渠道看,金融科技通过降低排放消耗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绿色发展。从外部环境看,环境监管和金融监管处于动态中性有助于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本文为高质量实现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完成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思路借鉴。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