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互动关系--基于GDP溢出效应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4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重要,经济互补性较强,两者间的6个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共同波动态势和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增长幅度平均可达0.21%;"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平均幅度可达0.63%和1.02%;贸易和投资传导机制占主导地位,但后者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且对发达国家不存在"挤出效应"。     

地方政府举债何以影响城市创新

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并且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动态发展特征。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2006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强;东部地区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并无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城市投资集聚以及提高政府科技支出比重、强化政府创新职能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地方政府举债的投资集聚效应是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此外,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随着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地方政府举债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分异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分异和作用机制。理论上,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上,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综合水平,通过建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非线性溢出作用。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我国股市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股市传导货币政策是其中的表现之一。文章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终结目标的两个角度入手,从理论上解析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继而通过逐一分析我国股市对货币供应量、信贷传导、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关系,全方位剖析我国股市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得出当前股市传导货币政策效果较低的结论,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究

服务贸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能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基于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检验考察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对经济高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看,服务贸易高质量显著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但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看,中部地区服务贸易高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东部、西部地区的关系并不显著。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析两者影响路径时发现,服务贸易高质量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成显著正向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当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结合基准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当地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下游-上游-中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物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促进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文章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并且检验了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存在区域性与结构性差异;居民消费、地区创业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认为,固定资本投入低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经济的效应高。最后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协调发展等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     

心理期望视角下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 ——以辽宁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日益提速,对子女教育的心理期望也越来越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农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日益突出.由此,构建了以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心理期望为中介变量的家庭收入水平变化影响其教育消费支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心理期望的中介作用,并根据辽宁省农村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升促进了农村村民对子女教育的心理期望,农户对子女教育的心理期望助长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水平,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对其教育消费支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需要通过心理期望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中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际服务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传导机制,本文在考察二十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物质资本(K<,s>)、人力资本(Hs)和技术进步(As)这三个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来检验服务贸易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及技术进步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和程度,以此探索我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素和路径.     

物流发展驱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作为中国连通东亚、中亚的重要对外窗口,加强物流业发展可促进贸易畅通、经济增长,深化中国与东、中亚各国的合作领域。本文基于探析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的基础上,应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以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和物流业增加值作为物流发展驱动要素替代指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五省1952—2012年作为样本区间,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物流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但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和物流业增加值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具有区域差异性。     

托宾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检验——基于199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从经典生产函数出发,将货币变量引入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在控制货币增长率情况下揭示出通货膨胀通过改变稳态资本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然后根据1993~2012年最新省级面板数据对托宾效应进行验证,同时对其传导机制、稳健性、冲击响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存在托宾效应,适度的通货膨胀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增长,中长期作用效果不明显;1993~2002年期间,经济波动较大,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不确定,2003年以后,经济相对平稳,托宾效应显著;资本存量可作为传导机制的有效中介变量易受到通货膨胀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控制货币增长率、保持经济稳定、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友好城市的研究视角

文章将跨国文化传播纳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局部均衡分析法阐述了跨国文化传播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逻辑,并深入分析跨国文化传播影响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而以友好城市作为我国跨国文化传播的代理变量,使用PSM-DID模型、SUR模型、TE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跨国文化传播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文化传播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且这一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贸易产品差异性、洲际差异性及时滞性特征。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以友好城市表征的跨国文化传播通过信任塑造机制所形成的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市场拓展产生的文化差异倒逼机制,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水平。该研究可为推动中华文化的跨国传播以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现有区域经济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2003～200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我国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我们发现:物流业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物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间的这一差异不显著.论文最后探讨了造成我国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的一些根本原因.     

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

选取2006—2020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在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促进作用,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相比,企业家创业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中介效应表明,产业集聚在企业家精神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表明,政府制定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企业家精神对中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弱于东部地区;从城市等级异质性来看,企业家精神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从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逐渐减弱。此外,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产业集聚在东部地区城市中和等级较高的城市中表现出更加显著的传导机制。     

从金融传导领域分析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引起实际经济变量的改变是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现的。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金融传导领域和经济传导领域。其中金融传导是中央银行与金融中介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文章着重通过对金融传导领域中的执行主体、传导中介、市场基础和调节杠杆进行分析,来研究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市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2003-2018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密集度的影响,并通过PSM-DID方法和证伪检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对货币互换政策的金融市场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货币互换协议对我国OFDI规模与密集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预期汇率风险是货币互换协议促进我国OFDI的重要影响机制,中介传导而非调节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利率市场的影响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进一步推动国家间金融领域深化合作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评述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描述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传导机制的通畅，保证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米什金（1995）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为传统的利率途径、其他资产价格效应和信用传导三类。其他资产价格效应包括汇率对净出口的影响、托宾的q理论、财富效应；信用传导则包括银行贷款途径、资产负债表途径、现金流量效应、意料之外的物价水平效应和家庭流动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