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风险承担与经营绩效

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文章以中国2011—2020年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商业银行收益的影响及其中介链条。实证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银行的经营绩效;研究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进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经过实证检验后也成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积极的债权治理来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率,进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绩效的不利影响。     

金融科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10—2019年间全国1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本文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促进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和增持交易性金融资产来发挥缓解作用。伴随着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金融科技的缓解效应边际递减。金融科技的缓解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间具有异质性,对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影响较弱。     

“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探究

文章在研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财务会计自身特点,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财务风险与防范机制,同时针对财务管理体系、管理者认知、财务人员综合素质、数字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家方针政策,提出在数字化转型时代,制造业的财务如何抗拒风险、如何建立防范机制,更好地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本文以2014～2019年中国的信用债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信用债违约的可能性越大,并且上述效应在风险承担能力弱的发行主体中以及外部融资市场不发达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公司外部融资能力和经营业绩均显著下降,从而债券违约的可能性增加。本文从宏观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债券违约的重要因素,这有助于投资者理解近年来愈发频繁的债券违约现象。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集团现金分布、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

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以子公司持现比率代理其现金分布情况,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现金分布对企业集团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现金分布与企业集团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现金分布越分散,其风险承担能力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越高,现金分布的分散度对提升企业集团风险承担能力效果越好。研究结论为数字化时代企业集团如何分布现金以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特征与财务柔性

环境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不确定环境下,财务柔性对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以2004—2008年为研究期间,对未进行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及企业特征影响企业财务柔性水平。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强、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控股股东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越高、可用于抵押融资的资产越少、前期投资比例越高,则会保持较高的财务柔性。本文对企业获取财务柔性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Huang和Luk(2019)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通过减少创新活动规避内部风险,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抑制效应;分企业产权性质来看,这种抑制效应只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小或行业议价能力较弱,即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角度细化和补充了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从企业创新角度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应如何应对外部贸易摩擦风险、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企业韧性视角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创新水平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利用共同因子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韧性进行了估算,并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韧性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水平的差异会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产生门槛效应,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低韧性企业会减少创新活动,高韧性企业会增加创新活动;企业韧性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市场化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均存在;不同韧性企业的创新收益预期、融资约束和管理层风险偏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企业韧性门槛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企业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替代,向投资者释放积极信号,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融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情境下的创新活动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对企业破产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     

浅析企业的财务柔性与应对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的逐步积累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使我们看到了财务柔性的重要性,本文将结合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融资行为,研究财务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应对问题。保持较高财务柔性的企业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财务柔性企业能够利用自己的现金柔性或者负债柔性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获得所需资金,取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

宏观审慎政策在稳定金融体系的同时,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以我国上市的22家商业银行2004—2018年的基础数据为研究对象,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探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持续性;当法定存款准备金发挥宏观审慎政策职能时,其与银行风险承担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银行的资产管理更为审慎。商业银行应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及使用机制。     

浅析企业的财务柔性与应对系统性风险

【摘要l系统性风险的逐步积累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柬使我们看到了财务柔性的重要性,本文将结合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融资行为,研究财务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应对问题。保持较高财务柔性的企业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财务柔性企业能够利用自己的现金柔性或者负债柔性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获得所需资金,取得更多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