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迈向“无县时代”？——当代中国撤县设区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公共服务配置和空间布局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     

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2003年间的撤县设区改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撤县设区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大部分城市的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并且东部城市撤并次数超过一次的城市的政策效果要分别优于中西部城市和只发生了一次撤并的城市,而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撤并效果相当.此外,本文改进了“排列检验”的方法,构造出新的统计量以检验所有撤并城市教育支出提高的联合显著性.本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和结果检验上的稳健性,为当前充满争议的撤县设区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撤县设区这一区划调整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通过采集1995—2006年间所有的撤县设区样本,将撤县设区区分为主动适应型与被动调整型两大类,就能够较好地展现过去一段时间撤县设区现象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主动适应型的撤县设区较好地顺应了市场机制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更有可能与城市化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而被动调整的撤县设区则由于通常并没有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实践中会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     

撤县设区、土地制度与城投债扩张

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试论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现象——以永康市芝英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为例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出于配合加速城市化战略的需要,因而多以增设市、镇建制(如撤县设市、撤(并)乡(镇)设镇),以及撤县(市)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等形式出现.但近年来,个别地区也出现了相反的情形,即将已经撤并的县、市、区或镇、乡、街道重新分立,或将已经改设为街道的地区重新恢复为镇的建制.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从2001年改设街道又至2009年重新恢复为镇的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就是一个乡镇层面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的典型案例.文章以永康市"2008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调研论证的过程为例,详细论述了芝英地区设街道以来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应该改"街"为"镇"的原因,阐明了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对行政区划的"逆向调整"现象出现的原因、"逆向调整"中所需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分权、外部性与边界效应

分权创造竞争激励的同时也带来了协调不足的问题。当经济活动存在正外部性,地方政府会策略性地减少辖区边界上的公共投资,产生区域发展中的边界效应。本文构建了存在外部性的政府投资模型来说明边界效应的产生机制,并从三方面给出经验证据:第一,利用县级经济统计和夜间灯光数据,在控制影响本地生产率的因素后,发现省份边界县的经济产出显著低于其他县,即存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省界效应。第二,由省政府主导投资的交通设施存在显著的省界效应,这种效应并不存在于由中央政府主导投资的交通设施。第三,基于夜间灯光亮度的微观地理数据,利用撤县设区的政策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地级市政府统筹权力的加强显著提高了原市辖区与被撤并县交界处的经济活动水平,即降低了区县边界效应。本文的结果表明,在保证地方政府竞争激励的前提下,建立政府间协调和利益共享机制,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财政职权、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

分税制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入权、税收征管权都呈现逐级上移的特征,这势必会弱化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建设职能。本文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研究了收入和支出端的财政职权对县级政府征税努力和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新设区的财政收支明显下降,而市本级的财政收支则显著上升。第二,撤县设区弱化了县级政府征税努力,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不过仅限于区县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所得税,对国税局管理的增值税和2002年之后新企业的所得税没有影响。第三,撤县设区有助于扩大企业销售产值和利润总额,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税制框架下要实现企业的实质性减税,需要通过财政收支权力的同步调整来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形成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环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区域管治研究

根据大都市区“区域管治”的思想,探讨环首都经济圈构建中的区域管治问题.从空间一体化演变、经济一体化整合和制度一体化保障三个层面深入解析环首都经济圈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管治模式和管治重点.研究表明,围绕河北周边地区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路径,环首都经济圈应构建由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区域协作性公共管理事务的区域管治模式.在此基础上,区域管治的重点要落实在城市空间分异格局的统一规划,基础设施空间网络化布局与建设,产业链对接的区域分工与协作,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区域软环境建设,省直管县到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协调管理创新与培育共同市场等方面.     

区域一体化政策能促进企业垂直分工吗?--来自撤县设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畅通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在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下,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分工深化成为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人口角度考察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入手,考察了撤县设区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所在原县域公司的垂直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通过扩大企业可达的市场范围以及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起到对企业垂直分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垂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原县级政府对企业干预力度更强时更加显著。同时,撤县设区带来的企业垂直分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基于空间场能的江苏省行政区划变迁与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能级指数、空间场能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93—2013年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变迁。结果表明:1993—2013年,城市总量持续减少,地级市有所增加,县级市数量先增后减,县的数量则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市辖区数量则逐年递增;1993—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设区为主,2003—2013年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市设区为主;江苏省城市空间场能变化较大,经历了前期的"极核化"和后期的"分散化"两个阶段;江苏省行政区划问题突出集中在南京—镇江(句容)、常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宜兴)、泰州—扬州区域。     

谈设市宏观调控与设市规划

目前,撤市设县与市管县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设市规划是对某一区域一定时期内撤县设市与市管县的发展目标、时序安排及空间分布所进行的战略部署,是设市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我国(撤县)设市的标准和政策,国务院曾于1955年、1963年和1986年进行了3次调整。到目前,学术界仍有一些争议。有的主张,将现行设市标准的主要指标(除人口、产值指标)再增加一些辅助指标(如行政因素、基础设施指标);有的主张、按人口密度分类设置标准,其中市政基础设施主要指标达到同类人口密度的设市小城市水     

行政区划调整的城镇化效应——以江苏省为例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作为沿海发达省份之一,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城镇化进程也快速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尤为突出。选取江苏省作为研究案例地,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历年的城镇化数据以及四普、五普、六普各县市区的城镇人口数据,详细分析了江苏行政区划的时空格局演变及特征,探索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进程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县改市后城镇化率增长速度与没有调整的县相比每年高出0.79个百分点,县(市)改区后城镇化率增长速度与其他没有改区的县市相比每年高出0.83个百分点,并且县(市)改区令8个地级市的城市规模等级升格,说明行政区划调整具有显著的城镇化效应。     

基于Lotka-Volterra模型的一市两场发展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民航业的发展,“一市两场”现象越来越常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城市中两个机场恶性竞争、两个机场定位不明确等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一市两场”的特点和产生原因进行介绍,并对我国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应用生物学中的种群竞争模型Lotka-Volterra模型,分析“一市两场”情况下两个机场之间基于规模效应的竞争情况,得出的结论主要是两机场的竞争系数应小于两机场的客流需求系数的倒数,否则将会导致恶性竞争.最后为两机场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提供相关建议.     

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运作逻辑及实现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运作模型,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运作逻辑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业产业组织链、供应链、空间链、价值链需遵循的相应发展逻辑,通过采用图形展示和逻辑实证的方法,展开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调查,发现中国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存在组织化水平较低、农业供应链物流不健全、农业空间链布局与效应有待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有待健全等问题,提出降低农业生产管理成本(提高农业竞争优势)、突破协同困境(强化整体效率)、统一规划农业产业空间布局(加快集群发展)、统筹产业价值协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加以努力,进而在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