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下,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通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国有企业、仓储邮政及运输业、东部地区流通企业的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供应链集中度三个间接途径促进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考察充分体现流通业属性的供应链集中度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抑制下游客户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并未通过降低上游供应商集中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流通企业运行的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为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13—202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提出制造业应加快数字化建设,加大研发支出,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等建议。     

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

借鉴Melitz&Polanec(2015)的方法,文章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将其分解为生存企业内效应、生存企业间效应和净进入效应,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提升各行业生存企业内效应和净进入效应进而提高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受进口竞争的影响有所不同。进一步地,文章还发现:上游进口竞争对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正向影响;资本品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大于消费品和中间品进口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大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     

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

本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和企业政策的背景,采用准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手段,借助2011—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非试点企业相比,供应链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通过平稳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PSM—DID方法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但由于企业性质、企业创新特征及生命周期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供应链数字化对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提出制定完善的政策框架,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提供培训和技术服务,推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示范项目,鼓励企业加大创新与研发投入力度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实施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成为企业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选择。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是否能够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厘清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企业提升运营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基于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排除疫情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成本的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案例分析表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采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进一步验证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此,企业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供应链体系的融合,积极倡导应用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模式,推动企业间协同创新,共同挖掘和利用数据资源的价值,提...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贸易自由化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主要通过提升较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促进最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渠道缩小了行业内生产率离散度,从而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此外,上述资源配置效应在行业内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以及出口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文章为探究贸易自由化进程如何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节粮减损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

节粮减损不仅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也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上市涉粮流通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节粮减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表明，提高物质资本配置水平、人力资本配置水平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是节粮减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基于调节效应的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对节粮减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后，节粮减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性质、地区、存续年限及数字化水平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重视节粮减损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提升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水平等渠道，全面夯实中国粮食安全根基。     

我国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为例

以2012年化工行业对外反倾销案为研究对象,运用233家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主动反倾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反倾销短期内显著提升被保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通过"纯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对此,从宏观和微观两层次分析对外反倾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程,构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以政府、行业和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反倾销发起机制。     

产业集聚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0至2016年省际层面能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产业集聚和需求转型对能源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认为,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态势。处于能源价值链上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能源产业集聚能够提升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需求转型已成为推动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脉电子政务网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真实性、具体表现和经济后果。文章利用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衡量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OFDI。作用渠道检验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改善政企关系影响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存在企业、行业和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高OFDI深度;经济后果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企业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提高企业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文章为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如何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员工工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立足数字经济背景探讨如何通过保护劳动所得促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员工工资。在此基础上，本文检验了背后的作用机制，发现经济租金分享和就业结构调整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员工工资关系中发挥了正向的传递作用，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租金增加和高技能劳动者占比提升→员工工资提高的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提升作用分别在高数字化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高市场集中度行业、大企业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机遇，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工资合理增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以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离岸服务外包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包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深入考察了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包与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发包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增加而增大;承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发现为中国外包战略的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