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经济集聚水平、银行业竞争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显示：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越大,而失信环境则会阻碍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对于大城市或东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重要机遇。文章采用固定效应论证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扩大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基本路径。     

数字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加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当技术创新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不能提升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当技术创新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快速提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各地区应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要通过数字化提升各地区技术效率。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城市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成本降低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内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更有利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出口技术的升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之后的稳健性检验中此结论仍然成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注重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注重引资质量;制定好相关的政策提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优质外商来华办厂;依法保护外商的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最大化发挥外资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出口技术水平。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兴力量。以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数字经济基础水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从创新的保障、投入、转化、产出四个方面构建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据此,提出优化并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等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

数字经济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更是我国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研究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选择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数字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在全国层面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而在中部地区,未来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空间更大。基于此,应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引导数字经济推动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围绕“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一系列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促进效果显著;机制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加两条路径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市群内部联系,更好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就业质量

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质量,并运用多重计量模型系统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数字经济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中介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质量增长具有对数型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一影响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显著,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相邻地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显著性。因此,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提升就业质量需遵从“适度”原则,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举措,抑制数字经济垄断,以便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地区银行业风险?——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考察

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利用面板计量估计方法，从数字经济对银行主动风险和被动风险的差异、数字经济不同渠道影响的分析和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银行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主被动风险差异来看，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地区银行业被动风险；第二，从作用渠道来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减少经济波动等渠道降低地区银行业风险，也会通过金融深化、加剧银行竞争等渠道增大地区银行业风险；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本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邻近地区银行业风险水平，且其降低效果比本地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为数字经济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影响北大核心

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推进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综合指数,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验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且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邻近区域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从区域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市场化水平看,相较于低水平市场化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水平市场化地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从农业产区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在粮食主产区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农村三产融合、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我国应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聚力赋能;推动农村三产深度融合,为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提高技术创新效能,为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不竭动能。     

FDI、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研究了FDI、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FDI、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交互作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且二者的交互项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FDI与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FDI对于东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基础设施建设中,中部地区省份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且具有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促进效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提高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创新协同程度,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此外,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还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区分名义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效克服传统文献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的测度偏误.利用全球6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就全球样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2)分区域看,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U”关系.(3)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货物贸易比重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分区域看,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教育水平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强.(4)二氧化碳和PM10排放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了人才转型,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基于2012—2021年区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使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减缓作用。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注意协调区域内的平衡发展,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分析

伴随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试点省市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区域绿色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研发投入增加以及劳动力素质提高，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