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专家座谈会综述

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和环首都贫困带难题,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和形成新增长极的有效抓手。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意义重大,有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解决大城市病,有助于形成新增长极和平衡我国南北方布局。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市域之间的边界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做好环北京周边区域城市建设规划,发挥和创新城市比较优势,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彰显每座城市的价值。应把京津石作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加快推进京津冀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河北省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路径研究

在城市群发展中,围绕核心大城市建设都市圈,既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正在逐步具备建设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条件,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本文全面阐述了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意义,从多角度对比分析指出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的客观选择,在借鉴长三角等先进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确定了省会都市圈的基本架构,并从明确各城市产业功能定位、提升核心城市吸纳辐射能级、促进大中小城市梯度协调发展、构建省会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的对策建议.     

基于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在"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正成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强大引擎。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构成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引力模型,从城市规模划分和城市空间经济联系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年间,京津主导的"双核"式城镇体系一直是支撑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格局,同时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日趋紧密,空间联系强度的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中心—外围"格局。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惠州融入深圳都市圈的发展路径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包括深莞惠河汕在内的深圳都市圈,极核带动能力强、产业协作配套好、城市功能互补、发...     

基于人口规模分布的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评价

以人口规模分布为数据,以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曲线为研究视角,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并比较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分布规律,客观全面评价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水平。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在空间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总体阶段上落后于比较对象,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以集聚作用为主要驱动力的演化阶段,主要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腹地发育略显滞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中心性最明显,武汉城市圈次之,珠三角城市群集聚扩散作用相对较为均衡,区域空间发展更为匀质化。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发展,应该在大力提升区域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引导分散的空间组织作用力,实现区域空间形态向更为合理的方式演进。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空间结构要素的内涵及内在的逻辑关系

最近几年来,理论界及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经济带的发展,它们都与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等中心城市有关但界定的标准、分工协作程度、发展的阶段不同。从经济扩散的方式看,城镇空间结构按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的路径演进,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空间开发方式看,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形成城市→经济带、城市→都市圈→经济带、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模式。     

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

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主体的战略引领地位进一步提升,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进一步明确,生态功能作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凸显。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的基本方向为:本土化建群与全球化建群相结合,推动建设双循环型城市群;以圈鼎群与以群托圈相结合,形成都市圈鼎托型城市群;留足生态空间优化三生空间,建设既富又美的美丽型城市群;强化创新驱动与低碳引导,建成碳达峰与碳中和型城市群。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的综合效应体现在:巩固提升城市群的核心战略地位,适度调控强大的吸管效应;优化重组城市群"5+5+9"的空间组织新格局,全面提升高度一体化效应;充分发挥沿海、沿江和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引领效应;高度关注边境地区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稳疆固边效应;依托金融中心,强化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聚财敛财效应;充分放大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带动效应;突出关注城市群空间扩展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     

我国三大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对比研究

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联系程度差异会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看,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都呈现明显的梯度发展结构。但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分析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与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联系强度、空间梯度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加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应构建京津冀城市群聚疏有序的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城市发展水平,缓解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过度极化效应,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都市圈:城市发展的方向

<正>2014年5月28~29日,"大都市圈发展:国际比较与启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表示,都市圈、城市群以及大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单一城市的过度膨胀所带来的人口、环境压力,建设都市圈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以一个或若干个大城市为核心,形成经济和社会活动活跃,功能互补性强的空间圈层结构是未来城市发展道路,也是缓解当前城市人口、资源过度聚集而产生的各种城市病的一种有效     

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城市病的产生原因很多,可归结为三大原因: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核心原因;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是重要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原因。因此,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需要疏解非核心功能、调控产业、优化城市空间、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国三大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时空演化

回顾了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的测度方法,并结合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特性进行了计算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进行了2001—2009年的演化研究。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的跨城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城市间总部—分支机构的联系表现得更为频密且逐渐增强,区域一体化程度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尽管3个典型城市群的多中心程度在增强,但是城市体系的层级性却有增强的趋势,核心城市的多区位企业集聚现象更为突出,多中心程度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整体网络的拓扑结构演变。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区,具有引领国家创新发展的作用。基于1995—2013年140.87万件企业发明专利数据,采用基尼系数、集中度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企业创新发展阶段、空间分异、蔓延形态与等级结构进行剖析,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发展整体呈指数型增长态势,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城市群创新产出变动趋势各异,其中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事件。(2)三大城市群企业创新空间分异指数变化均呈"倒U型"。京津冀城市群空间非均衡性最显著,以京津"双核心驱动"为主,未形成区域性城市创新等级结构体系。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均呈现"多中心带状蔓延形态",等级体系上存在"倒金字塔型"和"金字塔型"两种结构。(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经济基础与政府政策支持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产业结构、本地高等教育资源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地区效应差异化明显。     

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策略研究及对长三角的启示

城市群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大城市为构成单元的、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群体。以英伦城市群的基本情况为切入点，分析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特点，并以大曼彻斯特都市圈医疗保健产业科技创新举措为重点研究案例，从产业发展定位、区域资源整合、技术转化体系和资金投入渠道等方面进行经验总结，提出长三角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可行举措。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网络化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并结合Ucinet、ArcGIS软件,分析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化,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日益提高,城市间创新联系显著加强;②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从早期单核心演变成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和石家庄为重要支点的“1+2”空间模式,再到中后期的“多中心、多层次”创新格局;③QAP非参数实证分析表明,地理邻近、制度邻近正向促进创新合作,而知识邻近对创新合作具有负向作用,经济邻近与认知邻近仅在早期对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京津冀城市群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特征及溢出效应

城市群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就业密度的考察是理解城市群规模与效率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基于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80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其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溢出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整体的就业密度向一线城市集中,廊道扩散特征明显;城市群内部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是以北京强中心为主导的多中心结构;就业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就业集聚程度有关,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就业密度低的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降低中心城市就业门槛,支持经济的跨地区合作;在不同就业密度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基于都市圈视角的郑州城市定位研究

在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方面,都市圈是优于城市群的.而中原城市群建设直接针对核心增长极的最终目标,又与远期的郑州都市圈是一致的.比较研究证明,郑州都市圈不仅符合日本对都市圈范围的标准界定,而且与东京都市圈的空间结构非常相似;郑州都市圈在区位、经济实力、文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国家和河南省两个方面的有关政策支持,更证明了郑州都市圈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郑州都市圈的建设,也为郑州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提供了战略支撑.     

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与合作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国民经济整体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中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足、城乡联动不足、产业分工不足、市场化水平不足、基础设施一体化不足、消费和出口作用不足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问题。未来,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需要以区域整体功能定位及其在空间的有效分解为前提,以产业合作为主线,以市场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力量为主体,进一步发挥京津冀地区的区位、资源、科技、文化等优势,以启动京津实质性合作和构建京津现代服务业中心为契机,以深化区域制造业分工为核心,以制造业集群发展为支撑,创建"繁荣看京津,实力看河北"的区域联动型产业结构,释放经济潜能,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合作共赢。     

论高职教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上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简· 戈特曼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并认为 都市圈是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 空间组织形式。1976年，他在题为《世界 上的城市群体系》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纽 约、北美五大湖、东京、巴黎、伦敦和上海 六大城市群的观点。戈特曼所谓以上海 为中心的城市群，正是今天的长江三角 洲地区，这一城市群人口超过7400万， 面积10万平方公里，由上海、江苏沿长 江地区及环杭州湾地区16个城市构成， 达到了都市圈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