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基于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缩减高污染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以及高债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提高利息负担、降低信贷规模和增加治污成本是绿色信贷政策缩减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重要机制。绿色信贷政策还能通过在位企业间资源重置与企业进入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总体缩减高污染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缩减效应会带来企业整体污染前端治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价格下降,有效“贷”动企业绿色发展。本研究对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规制、地区腐败对碳排放影响测度——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本研究运用2005-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加入教育投入、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地区腐败对碳排放量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态势下，地区腐败与对于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加重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而控制变量教育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也与碳排放量具有显著正相关。为减少碳排放量应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关注降低地区腐败程度，加大教育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开放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而环境规制的提升有助于削弱这一抑制效应。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命题,采用考虑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固定参比Malmquist模型测算1995—2016年中国省域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构建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命题均得到验证: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通过计算拐点表明中国当前阶段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提升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为中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选择:自主创新或技术外取?

为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根据2001-2015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工业行业仍趋于粗放、外延型发展模式,缺乏绿色转型的自发性;在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在自主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随着政府监管力度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技术进步路径应逐渐从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过渡;建立强化能有效推动企业新技术探索、新产品研发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效率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

本文以转移合理度为指标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行重新界定和测算,基于数理模型的分析结论,运用我国30个省2001～2014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及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及绿色技术效率对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存在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当绿色技术效率较低时,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转移;当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达到门槛值以上时,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则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转移产生显著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     

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FDI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基于动态系统GMM估计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有效抑制东道国碳排放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基于双重环境规制视角将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选取200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双重环境规制视角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抑制了碳排放,得出如下结论:将双重环境规制因素作为门槛变量纳入研究时,仅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FDI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其余省、直辖市、自治区FDI均提高了碳排放强度,这主要与京、津、沪三市的功能定位、引资策略、发展阶段等有关;正式环境规制下,FDI对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式环境规制在政策制定或者实施等方面效果不佳,并未有效发挥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倒逼减排等作用;除京、沪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有利于FDI抑制碳排放强度,京、沪两市较高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产生了显著的"回弹"失灵现象,正式环境规制应及时强化补位。     

中国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了就业--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FDI的角度,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路径,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1999－2014年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就业不仅存在直接正向作用,还会通过三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就业。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间接促进就业,同时,环境规制通过刺激技术进步和抑制FDI间接削弱就业,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总效应为正。本研究对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双重红利这一目标有重要启示意义。     

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能源要素价格波动及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强度、利润率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源要素价格、环境规制都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的影响,其中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能源要素价格,最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率。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环境规制影响北京市汽车产业生产率的传导机制研究

从生产成本入手研究环境规制影响汽车业生产率的直接传导机制,剖析环境规制对汽车业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建立传导机制图。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以2007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效应和渠道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并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制定具有差异化、区域性特征的绿色信贷政策，以精准有效对接、支持不同特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改善提供了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政府行为的非线性门槛模型分析

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并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从而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框架提供合乎现实的经济解释。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较低和较高强度环境规制均无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适宜强度的环境规制则能够形成"清洗效应",从而驱动产业升级;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并不必然削弱环境规制的效力,适度的考核压力和合理的环境决策有助于形成最优环境规制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宜的财政分权有助于政府将有限精力从"如何创收"中解脱出来,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此外,技术进步和对外贸易对"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具有正向传导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需求则具有逆向效力。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及押金返还制度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当前,就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污染行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并考虑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强度,研究发现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影响;排污权交易对绿色产品创新无显著影响;押金返还对绿色产品、工艺创新无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的顶层设计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通过直接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而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的碳减排效应显著;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调节作用,以经济和人口衡量的城镇化进程强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以社会和生态衡量的城镇化削弱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6年我国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监控行业的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且受到地区制度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负向调节效应，即制度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复杂度越高，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反而被削弱。因此，各地应制定更严格的环境规制，合理结合地区发展水平及产业技术特征，引导企业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进一步实现技术突破和碳减排目标。     

“双碳”战略背景下陕西省高碳产业低碳转型实证研究

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资源型地区高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文章在对陕西省能源消耗特征、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后选取了四大高碳产业,并根据系统性思维构建高碳产业低碳转型内外部影响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借助改进STIRPA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低碳规制外部因素和产业内部结构因素、进步因素、产业人口因素、产业科研投入等内部因素均对陕西省高碳产业的低碳转型具有驱动作用。但产业富裕度和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因素对高碳产业减排作用不明显。基于此,文章提出要“双管齐下”,通过外部低碳规制手段和产业内部各驱动因素等相互促进,协同促使高碳产业发展向绿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