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

商会作为典型的社会网络组织,能够通过企业家商会任职的方式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董事长或CEO)商会任职与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商会任职会促使民营企业从事连续慈善捐赠活动且捐赠规模更大,而且企业家任职商会种类越多,这一促进效应越明显;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家兼职较少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商会任职对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家在工商联或行业协会、国家级或市县级及以下商会中担任关键职位,更可能进行连续慈善捐赠且捐赠规模更大。渠道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通过将商会会规和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家商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企业非功利性连续慈善捐赠行为驱动机制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商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背后动机分析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活动,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中间力量.然而私营企业又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种一方面积极参与捐赠,另一方面苦苦寻求融资的矛盾现象,实际上是私营企业的一种信号发送行为.本研究基于信号理论的视角,试图剖析民营企业家慈善捐赠的背后动机以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家行为与政府政策研究

政府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主体之一的民营企业,研究其企业家行为与政府政策将有助于其实现转型。政府的政策趋向与资源再分配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营企业家行为选择和民营企业发展去向。本文确定了民营企业家行为方式的种类,并用博弈论分析了政府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行为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恰当的政治关系的良好建议。     

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吗?——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和检验了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反映出慈善捐赠是民营企业对其所面临的组织情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内生性影响,以及改变变量的测度方式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路径,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转型时期中国"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角色和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尤其是为行业协会可以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性力量这一命题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企业的慷慨因何而来？——基于机器学习的证据

慈善捐赠是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而现有研究仅关注单一特征与捐赠行为之间的联系,缺乏对不同捐赠动机的比较分析,企业捐赠的主导因素仍有待深入探究。文章基于机器学习中的集成学习方法,综合讨论了多维度捐赠动机特征对捐赠行为预测能力的差异,从而识别出影响企业参与捐赠的主要动机,并找出预测能力最强的特征。研究发现：（1）与战略性动机、政治动机和外部监督压力动机相比,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主要受内部治理动机驱使；（2）集成学习方法对慈善捐赠行为的预测能力优于传统线性研究方法,其中渐进梯度回归树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和最高的预测精度；（3）在多维度动机特征中,管理层薪酬激励、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销售费用率、分析师关注程度、实际业绩表现和商业信用融资对慈善捐赠行为的预测效果最佳。文章不仅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有效识别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企业会坚持做慈善吗?——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

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企业的一贯支持和长期参与。文章以捐赠经历与捐赠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企业是否坚持做慈善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文章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当前慈善捐赠环境下,企业并不会坚持做慈善,反而过去捐赠越多的企业现在捐赠越少,而且对于民营企业以及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倾向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还表明,企业的这种行为倾向有助于提升捐赠的价值效应。文章为深入认识企业捐赠的路径依赖特征提供了新发现,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引导企业捐赠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谁回报了民营企业的捐赠?——从融资约束看民营企业“穷济天下”的行为

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民营企业捐赠的回馈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捐赠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其"穷济天下"的行为获得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回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关注度越高,民营企业捐赠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越明显,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捐赠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比较两条途径的作用效果发现,政府对民营企业捐赠的回馈在缓解融资约束上发挥主要作用,政治关联被民营企业作为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的渠道。金融发展强化了市场机制回馈,削弱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资源交换。本研究揭示了资源困境和政府驱动双重作用下,民营企业通过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为民营企业"穷济天下"的行为提供了经验解释,这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让不同的市场主体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市场竞争、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的政策目标提供了信息依据。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来自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关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文章从"儒家社会模型"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分析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影响家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水平的理论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设。文章以2003～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以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文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显著提升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水平,这有助于增加"家二代"政治身份获得的合法性;而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政治身份"代际接力"还增加了家族企业"精准扶贫"的参与倾向和投入金额,但并未给家族企业带来更多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便利,这有助于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     

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手段?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捐赠后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支持。研究发现,已有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在地震后进行捐赠。从经济后果看,捐赠后捐赠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     

企业的竞争力就是企业家的价值观--冯仑先生访谈录

民营企业的“原罪”与生俱来 李:民营企业“原罪”说主要是指企业初创时期利用了部分社会或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在我国有些民营企业家在短期内积累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又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因非法经营而入狱或出事。很多人指责民营企业带有“原罪”,甚至连那些在社会上受尊敬的著名企业家也承认有“原罪”。     

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的影响研究

企业成长过程中,社会公众会对企业慈善责任的履行倍加关注,企业慈善已成为企业和社会的双赢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慈善,主要取决于企业负责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对2007—2009年"中国慈善排行榜"中上榜民营企业领导者及所在企业慈善捐赠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对企业慈善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其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意向、慈善行为形式和慈善行为领域。     

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对公益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我国现行的慈善捐赠体系中,企业税收激励制度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一些规定对于企业开展慈善捐赠工作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如果选择非货币性捐赠方式,那么该企业则无法享受税收减免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状况遏制了企业慈善捐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当前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慈善捐赠激励制度的不足,并探讨了有效的改进策略,旨在促进企业公益慈善捐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多元化经营

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显示,同企业家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企业家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多元化经营.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干预对政治关联与多元化经营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干预越是严重的地区,企业家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多元化经营.     

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慈善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以及资源。行业、地区制度环境差异显著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企业规模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企业慈善作为一种声望资本,都有助于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可以被视为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去获取规范合法性以赢得利益相关者认可和良好声誉的战略性行动。民营企业家制度行动促使财富、权利和声望产生互动,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获取合法性的象征性行动,而是能带来有效资源的实质性行动。     

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慈善的制度动机和市场转型理论,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和上市公司捐赠相关的经验证据,探讨中国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而后,进一步讨论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变迁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合法性、拥有垄断或优势市场地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层面压力较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在公司慈善捐赠方面所带来的"制度红利";(3)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足够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可能在制度动机和政府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主动配合"捐赠,"被动选择"政治性慈善行为以"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     

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思考

民营企业家阶层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给微观市场监管带来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文章就引导和规范我国民营企业家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的对策进行探讨分析,提出可供借鉴的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对策。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身份与企业雇佣行为

民营企业广泛吸纳社会就业,但民营企业的一些雇佣行为饱受诟病,主要体现在拖欠工资、劳动强度过高,以及缺乏基本福利保障等。实际上,不同的民营企业在雇佣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别。民营企业家是企业决策机制的中心,他们的社会身份可能会影响企业的雇佣行为,但是,现有研究很少从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出发解释这种差异。本文利用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包括政治身份、政党身份和商业身份)对其雇佣行为(雇佣规模、员工薪酬水平和基本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拥有社会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其企业的员工数量和员工薪酬水平更高;拥有政党身份和商业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其企业的基本福利水平更高;拥有或未拥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其企业的基本福利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由此说明,具有社会身份的企业家可能做出更多有利于社会的雇佣行为,而不是单纯地追求企业经济发展;在民营企业基本福利体系的构建方面,政党身份和商业身份比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家更有约束力。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民营企业员工规模、薪酬水平和基本福利水平差异的原因有重要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