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

提升居民消费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贷供给进而赋能居民消费增长。（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环境较好、经济增速较快、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提升效应更强。从金融供给端来看，信贷供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传导路径，但基于数字化程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尚存“数字鸿沟”问题；从消费需求端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供给主要促进了农村生存型消费及城镇生存型、发展型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31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凭借互联网、大数据增强了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增长。尤其在农村薄弱的金融发展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细分维度探究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对区域间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和细分维度均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区域异质性表明：相较东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增长效果更显著。     

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从经济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两方面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所蕴含的信息技术属性和金融普惠属性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逻辑,进而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其中,金融普惠属性相较于信息技术属性对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技术在资本整合类金融业务上的效果优于资本配置类,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本配置将成为未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地理区位、经济发展、资本配置、金融机构分布和城市双创能力存在优势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红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打破数字鸿沟、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自我发展和良性融合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空间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虑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空间交互效应,首先,构建双固定效应SAC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均能够显著加快实体经济增长,而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邻近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其次,文章实证检验了信息化水平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本文选择2011—2020年期间中国41家商业银行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阻碍银行绩效提升;影响机理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给银行非利息收入造成显著负面冲击,进而影响银行绩效;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绩效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负面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型银行绩效影响要大于大中型银行,能力强、位于东部地区的银行能更好的应对来自数字普惠金融的冲击。     

数字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14—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2)数字金融存在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3)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资本产出效率会强化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效果;(4)对于西部地区县域、贫困县域、金融排斥较强的县域,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较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以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不仅研究了总的效应,还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分维度展开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收敛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覆盖广度、使用深度都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数字化程度扩大了这一差距;(3)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且将解释变量更换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安徽城乡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

本文结合数字普惠金融与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基本理论,基于2011—2021年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16市相关经济发展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的效应进行检验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了安徽省城乡间的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减贫效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提高乡村居民金融素养,早日实现安徽省城乡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推动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还增加了居民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优化了消费结构。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机制,数字普惠金融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优化支付环境以及缓解流动性约束方面具有正向影响,最终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2015—202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建立混合O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与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并显著优化消费结构。同时,本文进行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揭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推动消费,且对河南省高、中、低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期为政府和金融机构继续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科技金融发展、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研究

本文在数字化、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了科技金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本文采用31个省份的2013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推动经济增长,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另外,科技进步作为调节变量可以显著增强数字金融总水平及其分指数（深度和广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投入力度、人才培养、宣传普及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运用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从技术、制度和人三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且这种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中的数字化程度提升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和创新环境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人才集聚效应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从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等角度提出了提高智慧城市建设质量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会减弱财政支出效果吗?——基于居民消费的视角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解决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的主要手段,而金融环境变化是财政政策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金融背景下财政支出效果的动态变化,进而分别使用家庭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增加了异质性消费需求,改变了居民消费结构,降低了财政支出引致居民消费的能力。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其他支出等类型财政支出引致消费的减弱作用较强;从消费结构上看,财政支出对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文教娱乐、交通通信等高异质性需求消费的引致作用受数字金融影响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减弱作用对高人力资本家庭与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强。因此,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消费过程中需认识到数字金融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居民消费自发、稳步地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2011-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指标也均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3）提高互联网普及可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完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可持续的数字金融生态体系,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缩小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强势崛起推动了消费的巨大变革。文章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指数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这种促进效果在城镇家庭、东部家庭更为显著。最后从引导数字金融良性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八大综合经济区视角

在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础上,采用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从空间协同、结构协同及外在驱动因素三个方面考察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状况与协同机制,并据此探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全国整体及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分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阻碍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主要空间来源;对于全国整体来说,覆盖广度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协同的主要结构来源,而在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等地区,使用深度差异超过覆盖广度差异成为影响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协同的主要结构来源;不论是在全国整体还是八大综合经济区,降低互联网覆盖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且每两对因素组合都会加强各自对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八大综合经济区视角,揭示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协同、结构协同和外在驱动机制,为探寻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增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流通效率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作用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流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以及流通效率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效应更强，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提高数字研发创新能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升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浙江省11个地（市）的实证研究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何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中介变量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模型。以2011至2019年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是通过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实现的。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村市场消费潜力不容忽视。强化财政政策支持、完善金融供给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至关重要。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从动态视角探究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从全国层面上看,财政支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均存在负向影响,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农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而西部地区则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而东部地区则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短期滞后现象。进一步,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PVAR模型实证得出的关于财政支农、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之间作用关系结论的稳健性。推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并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构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省级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通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阻抑作用,并发现其子维度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减贫效应依次递减。机制分析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城乡结构优化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