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房成本对异质技能劳动力的两期筛选效应

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劳动力候鸟式流动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房租和房价的异质技能劳动力两期流动模型，用于分析城市住房成本对异质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推演发现：城市房租和房价的“剪刀差”导致了劳动力候鸟式流动，同时强化了劳动力技能特征的选择。实证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一期流入过程中，城市房租不会阻碍劳动力流入城市，从而不产生技能筛选效应；在劳动力二期定居过程中，城市房价会降低劳动力的定居意愿，且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作用更强，进而产生技能筛选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异质技能劳动力流入城市带来的收入改善通常能够覆盖房租支出，但流入城市后低技能劳动力由于难以承担购房负担从而形成候鸟式流动。城市房价对因就业流动、跨省流动和农业户口的低技能劳动力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实施“租购并举”政策，推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进而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     

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有序logit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剖析了身份认同视角下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住房性质、福利保障及社会关系等因素是社会歧视产生的重要来源。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而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活动建设等措施则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     

城市高房价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特征的减速阶段,农民工有序完成迁移第二个过程,即在城市定居下来,这是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快速上涨的城市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首先构建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两个过程的理论模型,分析城市住房价格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次将2012-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288个城市数据匹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高房价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而定居意愿下降将会阻滞城镇化的进程.机制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预期购房成本进而降低其定居意愿.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个体异质性和城市异质性检验.个体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代、低受教育水平和本地无房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对更高收入水平、更大发展空间以及可获得公共服务农民工定居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小;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高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影响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抑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福利水平、提供更为平等的公共服务,以及解决好进城农民工"三权"有偿退出问题,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渠道研究

自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投资比重持续增长,房价始终处于上涨态势,导致房价收入比过高.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呈现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滑、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落后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的现状.一方面过高的房价通过“实现的财富效应、未实现的财富效应、流动约束效应、信心效应”等渠道刺激着城镇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过高的房价又通过替代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财富再分配效应、消费信心效应等渠道抑制着城镇居民消费.总体而言,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应通过进一步完善住房市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引导民众树立合理消费理念、科学推进城镇化等措施,减少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低生育率、同胞性别结构与子女受教育水平

本文基于CFPS(2010)、CHIPS(2013)和CHFS(2017)三个微观数据库,通过双胞胎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低生育率对家庭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数量减少显著促进了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该效应更为明显,从而验证了家庭对孩子抚养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在区分个体性别差异后,发现低生育率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显著低于男性,拥有兄弟对女性的教育投资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即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非对称性。据此,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应更加重视微观家庭中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倡导教育投资的“性别公平”。     

我国高房价成因分析及调控建议

近十年来,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受土地市场和住房金融政策的影响,2013年房价仍有上升趋势。然而,房价的非理性持续上涨,对整体经济的运行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内需,但高房价现象对于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不仅导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同时阻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层级的提高,成为扩大内需的绊脚石。为了消除高房价对居民生活和整体经济运行的负外部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完善房地产运行的政策措施、加快城镇居民住房保障体系、稳步推进城镇化,使房价回归理性,房地产市场趋于正常化。本文通过阐释投资渠道单一、房地产税收结构不合理、住房需求高涨和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过度依赖、宏观政策的短期效应等方面,分析我国高房价的成因。最后本文提出对我国高房价的调控建议。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房价上涨对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住房具有资产属性和商品属性,房价上涨会同时产生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财富效应会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挤出效应会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相互作用,影响人力资本相关投资积累的增减,从而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总额的变动,实现房价对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房价水平的作用效果不同,具体要视经济体的情况和房价水平情况而定。在实证环节,本文采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和35个较大城市的数据,通过混合面板回归、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动态面板GMM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     

稳定城市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为了更好地反映稳定城市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基于2003-2020年104个地价动态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控制运输条件、商业条件、科技条件、城市气候条件等变量的前提下，分别对房价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产业产出、第三产业产出的总体效应进行定量测度。研究发现：（1）稳定城市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2）稳定城市房价对第二产业的产出具有提升作用；（3）稳定城市房价对第三产业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城市宜居性的提高显著促进了第三产业产出水平的提高。基于此，应坚持“房住不炒”，因地制宜地对城市产业等进行空间布局，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房价上涨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将“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纳入同一框架解释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总体上，房价上涨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分样本回归显示，民营、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东部地区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房价上涨的负向“加成率效应”较强；作用渠道检验证实中国工业企业在房价上涨时整体上“担保效应”和“挤出效应”不显著，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从价格和成本渠道分别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与房地产行业相关性和地区市场化指数显著影响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结论对“去库存”和提升工业企业竞争力政策协调具有参考意义。     

“城市户口”还是土地保障:流动人口户籍改革意愿研究

基于2012年深圳市两个典型城中村1061份农村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考察了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与用土地保障置换城市户口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愿意长久定居城市者仅占打工者的四成左右,愿意为城市户口放弃农村土地的也仅半数左右.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打工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并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的土地,有孩子的家庭置换意愿更强,自我雇佣者不愿意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土地.在户籍改革中,对那些愿意用农村土地置换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可以考虑作为城市户口优先覆盖的对象,并需要着重考虑城市户口所包含的子女平等就学公共服务的提供.     

城市制造业升级如何影响流动劳动力的住房租购选择？

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就业和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文章基于2013—2014年、2016—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制造业升级降低了流动劳动力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概率，使得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当地租赁住房；以试点城市制造业产业政策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发现该结果依然稳健。（2）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制造业升级使得低学历、常规性工作、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就业的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3）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证实，制造业升级可以通过降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提高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使流动劳动力更倾向于在流入地租赁住房。文章建议地方政府应重视制造业升级对流动劳动力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在持续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满足流动劳动力的差异化住房需求。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思路：基于对新市民住房需求特点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主体——新市民的区域分布特点、人口结构特征以及居住特点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以新市民为主的流动人口在空间上高度集聚,深圳、上海、广州、东莞和北京五个城市人口净流入量占全国的1/3,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人口净流入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约60%的跨省流动人口集聚于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五省市;新市民年龄集中在28-33岁,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单人户占比较高且不断上升,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较低;住房自有率低于60%,房价收入比较高但租金收入比相对较低,租房质量问题需关注。在此基础上,结合部分地区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探索经验,提出现阶段我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思路,即突出因地制宜、需求导向、租住品质、统筹协调,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在住房供给体系中的定位,多途径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多措并举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质量,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与其他制度改革和政策完善的协同。     

进出口贸易“挤出”了中国企业的R&D投资吗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文章使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对进出口贸易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第一,企业进出口贸易明显"挤出"了R&D投资,出口和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参与R&D投资意愿越低;第二,出口对R&D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表现越明显,"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不利于研发行为的发生。第三,在不完全资本市场,出口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抑制企业的R&D参与,而进口的效应不明显。另外,规模越大、年龄越小、利润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进行R&D投资。但产能利用率、市场信息获取程度等不是影响企业R&D决策的关键变量。     

人口流动对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32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政策的转变,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聚焦人口流动的消费市场,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我国32个大中城市数据（人口净流入城市）,探讨人口流动对消费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入对大中城市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大中城市,人口流入促进了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西部地区人口流入对消费市场规模的影响不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工资水平在人口流动影响城市消费市场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人口流入提高了大中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了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从而对消费市场规模扩大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挖掘流动人口消费潜力、完善流动人口就业市场、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是扩大消费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农村流动妇女生育的潜力、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探究农村流动妇女生育的潜力、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流动妇女总体生育水平较低但生育潜力较大；第二，对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意愿影响最显著的特征主要有包括生育数量、是否已育男孩、是否已育女孩在内的生育特征，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第三，生育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已育男孩是影响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意愿的四个最重要因素。基于此，一方面要重视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数量的增加，对其生育行为由监管控制转向鼓励支持，并针对性地引导有生育潜力的农村流动妇女生育；另一方面要注意农村流动妇女生育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以降低“男孩偏好”。     

住房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机制

文章从理论方面探讨了住房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住房净财富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比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表现为“挤出效应”。 第二,“财富效应”通过提高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以及对风险厌恶的容忍度,促进对风险资产的选择;“挤出效应”通过提高非流动性风险以及降低对风险的容忍度而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三,正规住房负债促进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抑制了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 第四,住房负债通过影响家庭财富水平进而作用于风险资产选择;正规住房负债提高了家庭财富水平,促进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降低了家庭财富水平,抑制了其对风险资产选择。     

卫计委报告加大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必要性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着力推进的发展战略。按照中央领导的设想,新型城镇化应当是人的城镇化,落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称,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36亿,每六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介绍,目前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约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是80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仅为了打工挣钱,超七成人希望落户城市,在城市谋求发展,并融入这个城市。报告显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居住。这些80后的年轻人,选择的流动方式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超过六成的80后流动人口,最近3年没换过工作。报告分析,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产生归属感,有利于增强其幸福感。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要适应家庭化流动趋势,满足流动人口家庭而非个人的需求。报告还显示,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率与总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无几,他们不是所谓的“超生大军”。中国流动人口早已不是简单的“农民工”概念,这个庞大的群体,越来越多元化,素质也越来越高,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则明显下降。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卫计委的报告无疑加大了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必要性。如何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安顿下来,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公共福利,将成为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1)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种方法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总结其时空特征,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索各因素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的同时差异逐年缩小;（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具有“下游恒高上中游略低”的特征,局部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3）产业结构升级、开放水平提高、城乡协调发展、教育水平与城市化建设强度提升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坚持一体化与差异化战略相结合、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等建议。     

房价预期对消费及购房意愿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1季度至2015年3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考察房价及其影响。一方面,房价预期上涨不仅对总体消费意愿有负向作用,而且对购车意愿、大额商品消费意愿和旅游意愿均具有负向作用;另一方面,房价预期上涨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购房意愿。进一步分析显示,当期房价对房价预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房价上涨的角度解释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