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文章计算得到了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同时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可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另外,行业外资和能源结构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低碳发展,人口规模、科研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的碳排放作用并不显著。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从加强环境管制、优化能源结构、改进生产技术等多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中心性、联系强度和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60个国家和地区7年的数据,以Koopman等提出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和制造业增加值率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特征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异质性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来源多元化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进口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一结论主要存在于高收入经济体样本中,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贸易网络中获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能力很弱.     

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一国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重要因素。运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分析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且促进其在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主要通过国际技术溢出与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而且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契约环境良好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因此，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时，要充分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制造业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加快交通运输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建设，借助交通枢纽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分工。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

本文以Koopman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指数为基础,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体和具体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并与发达国家和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研究表明,用制造业总体的GVC地位指数很难准确反映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分行业测算效果更佳;中国制造业正受到发达国家从高端和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因而应加快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     

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值获取能力研究--基于投入产出和生产分割视角

借鉴Koopman和王直等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基于产品生产分工过程的"碎片化"和"分割化"属性,运用WIOD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投入产出和全球价值链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形势与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主要由深向参与度驱动,产品生产过程复杂;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之间不存在显性的相关关系,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显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和地位指数整体排名较为靠后,但观测期内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存在行业异质性,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优势,知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显性比较劣势。     

中国制造业双向FDI是否提升了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以制造业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的正负效应为切入点,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双向FDI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调节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细分行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行业技术水平对单向FDI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并且双向FDI良性互动显著加强了这一作用,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仅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并且现有行业技术水平仅能扩大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向FDI的正向效应;由于外向FDI、双向FDI互动仍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暂时无法有效通过行业技术水平来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正向作用;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加强有助于同一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体现出国家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支持效应。     

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实现经济发展是当前世界经济环境下必须选择的一种发展路径。文章以高技术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通过对相关经济理论、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得出影响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因素,并利用2000—2014年相关数据对这些可能因素和中国该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的结果指出(结论)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增长会推动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行业资本水平和经济自由度的提高则会阻碍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平均规模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尚不确定,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最后依据分析结果为中国提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乃至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建议。     

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来自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测度35个经济体1997~2011年制造业上游度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在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中位置变迁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上游度大小并不代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一国制造业国际分散化生产工序上游度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和沿海优势会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上游度攀升,"资源诅咒"现象显著存在于国际分散化生产模式中;最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也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双向FDI协调发展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空间溢出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基于2007—2019年5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双向FDI协调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双向FDI协调发展在促进本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同时,还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受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双向FDI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传导,促进其他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RCEP贸易网络演化对成员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RCEP是东亚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基于改进的贸易联系强度指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2007—2021年RCEP制造业贸易网络与各成员国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演变趋势,并对贸易网络演化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RCEP制造业整体贸易联系强度明显增强,中国成为贸易网络的中心,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第二,网络中心度和贸易联系强度对成员国的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聚类系数与GVC分工地位负相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的聚类系数对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RCEP成员国均能从区域贸易网络发展中受益,但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提升更显著。第三,技术溢出、产业转移和产业链韧性三种中介机制的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而对于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产业转移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进展及评述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分工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本文在总结现有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然后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总结了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驱动因素,接着概括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路径。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方法仍有待探索;二是从主动构建GVC的视角研究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驱动因素;三是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地位升级的路径仍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实践,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在Marrewijk (1997)生产函数的模型基础上,加入生产者服务变量,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的国别经验,简要探讨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分析表明,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高级的中间投入要素,其贸易的发展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和高技术的溢出效应,占领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攫取高附加值进而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服务质量、技术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所在。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质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投入服务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投入服务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区分投入服务来源后发现，投入的国内外服务质量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但国外服务质量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区分投入服务结构后发现，不同类型服务质量都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正向效应，但信息通讯和金融保险服务质量的效应更显著；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后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投入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知识密集型则表现出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技术创新是投入服务质量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作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