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并且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二者之间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企与非国企、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对绿色创新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国企与非一线城市中,绿色管理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在一线城市中,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     

数字化水平、知识搜索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分析其中的影响路径,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起到正向影响作用,数字化水平对知识搜索正向影响,并且知识搜索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是成立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研究,并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启示。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新能力和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两条路径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非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必选题”，对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三产业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和声誉效应促进其可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引导中国企业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迈进，以企业可持续增长带动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了人才转型,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数字经济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基于2012—2021年区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使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减缓作用。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注意协调区域内的平衡发展,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平台能力与共享网络平台竞争优势——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以数字平台能力为自变量,企业竞争优势为因变量,引入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为中介变量构建研究模型,以共享网络平台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完成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平台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向影响,并对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均有正向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均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和资源互补者价值共创分别在数字平台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化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面临着投入压力大、技术门槛较高、回报周期较长等困境。在此背景下，能快速兑现经济利益的金融项目受到实体企业青睐，实体企业对金融投资收益的依赖不断增大，企业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以及投资替代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具有倒U形关系，即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入具有倒U形关系，研发投入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企业金融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为充分发挥企业金融化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应把握好数字经济时代实体企业发展新契机，合理利用企业金融化的双刃剑效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优化营商生态环境，完善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基于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本文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对称的。通过建立双变量门限回归模型,以企业进入率为门限变量,实证结果证明: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当企业家精神大于0.15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新常态下我国如何通过人力资本与创新驱动结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宏观背景,研究对象聚焦于沪深 A 股 19720 个企业的投资效率状况,以现金持有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企业现金持有程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力大小。 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投资过程中现金持有具有两方面影响,即一般现金持有的增加对企业的投资不足状态作用效果显著,呈现负向相关的影响作用,逐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状态;超额现金持有的增加对企业的过度投资状态作用效果显著,呈现正向相关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状态。 文章在此基础上继续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这一宏观变量,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对基准模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CEO的IT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烙印理论，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具有IT经历的CEO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IT经历的CEO会发挥数字化领导力的企业家才能，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具有IT经历的CEO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传统企业，CEO的IT经历对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相比IT职业经历，CEO的IT教育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拓展了CEO的IT经历的研究范畴，也从CEO经历的视角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企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厘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于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以201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提取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了财务绩效,且降低生产成本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与管理成本呈现负相关,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扩大市场份额进而提升财务绩效,且扩大市场份额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企业决策人员应具备战略思维,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服务意识,突破传统以产品为主的经营模式,创新服务赋能产品的经营理念。     

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及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及绿色创新水平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水平能够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一方面,补充并完善了现有研究;另一方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投资与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投资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仍然成立,并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金融领域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体制机制以及健全人才流动与发展的政策制度。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对改善信息环境、提高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净利润价值相关性的正向影响,提高了对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对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对投资者根据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所处外部环境正确理解会计信息,都具有重要意义。     

逆向外溢网络、R&D与台资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将台资企业的逆向外溢网络区分为国际外溢网络、本地外溢网络和台商外溢网络,分析不同逆向外溢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R&D投入在之间所起的作用.基于在闽粤投资的91家台资企业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运用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外溢网络和台商外溢网络皆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R&D投入在这两种逆向外溢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R&D投入本地外溢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未通过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区位导向性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6—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分析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两条渠道来实现；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所在地区域财政资源更丰富、区域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试验区政策与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并具有正向扩散效应，可带动周边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2011—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探究产品市场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此外,深入研究产权性质差异和地区差异对产品市场竞争调节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产品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这一强化作用更多体现在民营企业与东部地区。     

中小企业ESG表现、研发投入与绿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ESG作为与绿色创新高度契合的全新理念,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我国2015—202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ESG表现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成长期以及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