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创新驱动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创新驱动对高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文章选取2000~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高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创新要素对未来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等创新要素对高端服务业发展为正向影响。从全国整体格局分析,高端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的省份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领先的创新优势逐渐扩大;西部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偏弱。     

新型城镇化驱动居民消费的效应机理与实证

以消费理论为依据梳理了新型城镇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机理,认为新型城镇化通过收入、环境、示范、价格、财富效应等驱动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并根据我国2000年～ 2014年分省的面板数据,分别就全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看,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价格效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向关系,居民消费受消费习惯影响较大;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同时,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惯性"最强.由此建议将增强收入、环境、示范、财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减少消费习惯对居民消费影响、扩大居民消费的可行路径.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为例

目的/意义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找出其影响因素,对于寻找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非常重要。 方法/过程选择索洛残差法,运用Johansen的MLE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1978—2015年宁夏经济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估算宁夏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宁夏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呈负相关;宁夏的企业研发投资少,创新能力不足;二、三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较大。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研究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已到一个瓶颈,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以来未完全被激发,内需潜力很大,有待深挖。文章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大,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国内最终消费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驱动经济总量提高0.59个百分点;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角度分析来看,经济发达程度与区域自发性消费支出的大小基本成正比,即地区经济越发达,本地区的自发性消费越大,而自发性消费支出越大,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驱动也越大。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消费增长的建议。     

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析及PSR评价模型

针对我国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现状，首先通过区域碳排放测算、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研究影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并最终得出城市化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人均GDP指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较大的结论，然后通过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建立了“压力—状态—响应（PSR）评价模型”，并选取了中国东、中、西部五个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评价分区研究，并最终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西部地区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碳排放对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的影响,除对重庆、贵州和青海的影响较显著外,对其他省份的影响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而是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更适合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第一,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与数字应用的发展显...     

河北省技术创新驱动效率发展态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从投入—产出角度,利用DEA模型簇对其2004年—2015年间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衡量,探究其技术创新动态发展趋势;同时,利用DEA-Tobit两步法对影响其技术创新驱动效率的若干因素进行测评,结果显示地区经济规模与创新环境对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积极推动作用,经济规模的因素影响是显著的;而地区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着负相关性,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据此,提出了增加创新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地区经济,加强创新教育、优化创新环境的技术创新提升路径。     

西部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是以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分析得出西部经济增长与增长模型的悖论，认为西部经济增长应引入制度因素，重点分析在西部地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     

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再检验——基于东、中、西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问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长期内东、中部地区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对西部地区而言,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对政府科技投入也无显著的影响.     

我国税制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研究

税制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对1995—2014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测算,分析其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总体偏低,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处于高位,消费支出有效税率平稳上升;劳动收入有效税率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有效税率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契合;税制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在各区域均当期即现,但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劳动收入税率变动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收入和消费支出税率变动对各区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但作用大小不一。应充分认识税制结构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税收体系和税制结构,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经济规模与增长效率差异收敛性研究

借助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增长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考察中国区域经济规模对增长效率差距收敛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增长效率存在β收敛,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呈现出区域增长效率收敛特征,而西部区域增长效率变化趋势是发散的。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差异会随经济规模差异缩小而呈现发散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也表现为发散趋势,而西部地区会随着经济规模差距的缩小而呈现收敛特征。西部地区应实施局部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寻找自身优势和突破,避免落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更有利于增长效率提升和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应通过整体的区域和产业政策配合,加快打破区域联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和生产效率提升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西部12个省市区2011-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政府引导、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四个方面的驱动因素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小。研究发现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各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其次是政府引导因素,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力则最小。因此,应当从大力引进人才、加强政府引导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着手,促进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     

"产业对接"困境与西部地区集群战略的运用

由于东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差距,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的西部大开发设想在目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绩效.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是西部地区走出"产业对接"困境的必然选择,其意义在于扭转西部地区 "落后的增长"、弥补地区发展的根基不足、改善招商引资的绩效、引导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实现区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结合等.西部地区要积极、努力地创造条件,改善产业集群发展的"钻石"结构状态,培育和提升本地的产业集群.     

“一带一路”物流业发展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演变——基于劳动力投入的视角

物流业的发展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内部因素的驱动。文章基于时间与空间视角,应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劳动力投入的驱动效应进行考察,进而识别"一带一路"物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动态轨迹演变。研究发现:劳动效率是两大区域物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且两区域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劳动效率的差距。此外,"丝路经济带"依靠劳动力规模扩张并不能有效驱动物流业发展,但改善劳动力地区结构可提高物流业发展水平,而"21世纪海路"劳动力规模扩张、劳动力地区结构改善均可驱动物流业发展。因此,制定差异化的劳动力规模扩张政策、优化劳动力地区结构、提升劳动效率是促进"一带一路"物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碳排放演变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生态环境质量却并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改善或提升。采用30个样本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地区经济趋同的同时,也使得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尤其是人均碳排放）与其他地区相比增长更快,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因素和条件（如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未得到显著改善。在既有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下,西部大开发初期着力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开发,忽视教育事业、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等软环境建设,导致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对增加。因此,在今后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应当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化水平,才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     

汾河流域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研究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及其驱动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QAP方法,分析2018—2022年汾河流域区域经济的空间关联性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区域经济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考虑空间影响,建立协同机制;空间关联网络中各主体的地位存在较大差异;空间相邻性、产业结构及投资规模是汾河流域区域经济联系空间关联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