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选取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企业金融化—投资效率—企业价值的作用路径,分析融资约束水平在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出于市场套利动机,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投资效率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价值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当融资约束较高时,金融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当融资约束较低时,金融化程度负向影响企业价值。     

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期间受到疫情频发、保护主义兴起等各种因素的阻碍,无形中加重了实体企业稳健运营的压力。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致力于缓解实体企业困境,而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排斥的经济阶段是否引致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出现错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研究2010—2021年我国A股企业数据（剔除金融与房地产企业）,并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比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内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外源融资的增加会削弱实体经济的增长;企业金融化水平对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强化了企业内源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削弱外源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发挥了较大的“蓄水池”效应,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与提高安全边际的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8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实证检验家族经营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家族经营对家族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说明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占主导.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家族经营者更倾向于将资金用于实体投资而非金融投资,说明家族经营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此外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融资约束越弱或资本...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利率市场化能降低企业营运风险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的双重视角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并促进企业有序运营与健康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其在微观层面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诠释了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金融化进而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的逻辑关系。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营运风险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0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2013年7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为外生冲击,基于融资约束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经验证据。特别地,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营运风险平均约下降样本标准差的2.39%。异质性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营运风险的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促进了制造业贷款的投放吗？

本文采用2011—2020年93家银行的制造业贷款数据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银行制造业贷款投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降低贷款风险、提高盈利水平，降低流动性风险，从而促进了制造业贷款的投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规模越小、拨备覆盖率越低，数字金融对制造业贷款投放的促进作用越大；宏观货币增速越快、区域基础设施越不完善、城镇化水平越低，数字金融对制造业贷款投放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丰富了数字金融的相关文献，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尾部风险传导研究——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金融资本超额回报率的事实,在市场套利分析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是抑制还是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从杠杆率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具有“双刃剑”效应,然而,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经济后果来看,实体 企业金融化却显著提高了杠杆率,基于Altman-Z值的风险分析进一步发现企业破产风险显著 上升,从而加剧了尾部金融风险溢出。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利于全面观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 的实际效果,也揭示了金融行业对实体行业的风险传导过程中的一个风险源,对于实体经济和 金融领域关于企业金融化效应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金融冲击、银行资产配置与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

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持续扩大,传统的信贷资产和以债券为代表的证券资产正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带来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在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通过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实体企业产出的传导机制,发现以金融市场冲击和信贷政策冲击为代表的金融冲击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和非对称效应,会通过银行内生的资产配置行为扩散到两类企业生产中,对这两类企业的产出产生不同影响。此外,本文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说明了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及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金融冲击、银行资产配置与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

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持续扩大,传统的信贷资产和以债券为代表的证券资产正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带来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在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通过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实体企业产出的传导机制,发现以金融市场冲击和信贷政策冲击为代表的金融冲击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和非对称效应,会通过银行内生的资产配置行为扩散到两类企业生产中,对这两类企业的产出产生不同影响。此外,本文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说明了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及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研究

基于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量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其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金融化企业主动降低信息披露质量的行为特征十分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监管较为严格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规模较大企业中,金融化水平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小;而低融资约束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加敏感.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业绩和财务风险两条路径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     

数字金融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吗？——基于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及A股实体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金融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此结论。数字金融在使用深度维度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数字金融的其他维度；数字金融对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促进效应大于制造业企业。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与企业金融投资具有非线性关系，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存在数字金融、企业杠杆、企业成长性的双重门限效应。     

技术市场规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技术市场规模扩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张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技术市场发展虽可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作用。据此，提出从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合理布局投资组合、激活数字金融新功能方面入手，通过发挥技术市场规模扩张活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带来的所得税抵税收益在提升实体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投资的同时,会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仅对现金流较贫乏、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小的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金融化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税务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及相关配套税收政策,以便更好地防范、化解脱实向虚风险,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

近年来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担忧，为探究如何引导实体经济回归正轨，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技术创新能够引领企业“去虚归实”；股权激励机制的引入削弱了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技术创新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最终能够达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提高企业价值的效果。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和强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加强企业创新意识以及引导金融回归实体提供新的参考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