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分析

基于地租理论分析了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地租增值来源:自然增值、资本投入增值及超额需求引致的虚拟地租,其中后二者占据了地租增值的大部分.地方政府获得了第一次地租增值收益,房地产企业获得了社会平均利润和第二次地租增值收益,农民及农民集体获得农业地租.郑州市惠济区的案例表明:农民及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分别获得地租增值部分的0.6％、58.8％和40.6％.由此说明当前的农地非农化地租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少问题,应当以土地供给制度改革为首,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来优化农地地租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转型时期的农地征用矛盾

农地征用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分析转型时期农地征用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剖析农地征用矛盾的内在机理,探索农地征用矛盾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案,进而揭示农村市场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规范政府农地征用行为的探讨

我国现行农地征用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产物,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的征地强制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征地制度的弊端愈益暴露。文章从政府征地行为的角度入手,分析阐述了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的主导性角色所引发的农村问题,提出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的思想,以创造城乡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信息弱势与农地流转收益分配研究

随着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渐增长,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各类主体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农地非农化主体之一的农民的信息弱势地位,即存在农民信息获取约束和信息分配约束.文章分析了这种弱势存在的原因:农民自身知识水平约束、土地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与土地受让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同时,还分析了这种信息弱势衍生出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其他主体障碍.要化解这种弱势问题,作者提出了内部强化机制和外部优势机制并存的路径.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农地征用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各参与方的利益调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行为理论进行梳理,并将其应用于当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变革,指出地方政府在主导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行为“错位”现象,而不仅仅是“缺位”和“补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消除所谓的“诺斯悖论”。     

浅析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失范行为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农地非农化进程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适度地进行。在各种利益因素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的失范行为导致了农地明显的过度非农化。本文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失范行为类型及其成因,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制度上设计更有效的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基于产权视角下的农地征用制度研究

农地发展权是农地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着农地发展权的缺失.只有在农地征用制度中明确设立农地发展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农地持有者的利益.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与非粮化风险及其规避

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成为必然。但是,在当前农地流转中违背"三个不得"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以及虽然从事农业,但流转的土地却不是用来种粮的非粮化。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与非粮化,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风险。文章力图对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及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阐释其危害,进而从发展家庭农场、设置耕地保护金、加大对农业的扶持、提高粮食直补和设置永久性农田基本保护区等方面进行规避风险。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对城市居民住房和非农用土地的需求量加大,国家对农业用地的征用量逐年增多。由于国家征地机制的不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权益补偿不到位,致使失地农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出现诸多困难,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影响非常复杂和深远。因此,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城镇化的顺利进行以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失地农民权利保障视角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在土地被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被迫失去原来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就业机会。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社会状况,因此,有必要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及其缺陷进行分析,从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入手,改善农地承包关系,更妥善地解决当前中国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问题。     

新形势下我国失地农民问题探讨

在我国经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当前,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农民能够以"土地换身份"、"以土地换职业"、"以土地换保障",以期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农地使用权资本化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运作。通过农地使用权资本化,农地使用权具有的价值、财产、融资和资本等新功能可以得到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也会相应地得到不同程度地提升。而确保农民增收的制度化和持续性,相关制度和机制设计必不可少。     

失地农民安置“嘉兴模式”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针对改进后的"嘉兴模式"存在着保障标准偏低、保障项目较少、失地农民就业困难、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安置模式单一及土地补偿费管理不规范等主要问题,提出政府在树立"大保障"理念的同时,帮助失地农民就业及创业,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加大市场化供地力度、适当引进其他安置模式,严格土地补偿费管理,以确保"嘉兴模式"在今后的安置工作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农地规模经营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归纳和总结了法、日等国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土地单嗣继承、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整理和改良、建立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应的财政和信贷政策等。对比中国实践,当前中国的农地规模经营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需遵循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在稳定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探索多种流转形式;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序化。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模式研究

运用理论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探讨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的合理模式，认为现阶段存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两种模式的矛盾是现行法律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必须改革现行法律法规，提高土地非农化的经济效率。     

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中的农村数据,分析了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从偏好的分布来看,有37.2%的农民偏好土地调整,而62.8%的农民偏好稳定的土地产权,但他们对永久土地使用权的偏好(23.9%)并不太强烈。农民的土地产权偏好主要受个体、家庭和社区三类解释变量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土地情结说难以成立,而政策变量的影响不确定;理性小农的特点虽然明显,但不能解释全部;村庄社区变量对农民的偏好有重要影响,但呈减弱的趋势;区域因素也会影响农民的偏好。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土地调整的压力依然很大,但在农民认同、规则明确的条件下,村组内部的土地调整与产权稳定可以相容。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当前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和失地农保的完善

在全面、正式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难以建立的情况下,土地实际担负着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功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