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耦合协调度研究

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两个系统存在天然的耦合性,其耦合过程可以促进两个产业系统向更有序的结构协调发展.该文通过选取西部12省2014年～2019年旅游产业与康养产业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西部地区各省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整体而言,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尚可,仅西藏、青海、宁夏三省份处于失调状态.云南"旅游-康养"系统在西部地区间耦合协调度最高,达到0.7979,且近年来始终保持在中级协调状态;宁夏最低,仅为0.2548,和西藏同为中度失调的省份;贵州是耦合协调水平增长最显著的省份,由2014年的勉强协调提升至初级协调并接近中级协调水平.同时,西部地区间存在区域异质性,西北地区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低于西南地区,受制于自然气候,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这些省份的产业系统未能实现良性共振.因此,要重视借助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强化对弱势产业发展的支持,从而实现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省际时空差异的区域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阶段。实现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既要重视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更要重视区际间的协调发展。该文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系统分析了区域系统等的协调发展状态以及省际时空差异。结果显示,自1998年以来,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具有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水平,区域系统水平较高,但自然系统水平较低;西部地区自然系统水平较高、人文系统水平较低,二者呈现较低层次的协调度。各区域系统发展较为稳定,衡量省际区域系统及其人文、自然子系统相对差异的基尼系数数值较低,波动不大。因此今后我国仍要继续实施多种区域发展战略,加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发和保护并行、优势发挥有序与差距有效控制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文章在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区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高于中西部地区的规律,而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2)中国省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对应性;(3)按照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将31个省区分为八类,分别体现经济发展、自然条件和政策因素等对区域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作用的差异。     

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协调度模型,对全国31个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和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从东部往西部呈现逐渐降低的梯度分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水平也相对较高;从协调度所属的等级来看,呈现明显的"哑铃"状,属于优质协调的省份和属于严重失调的省份都较多,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结构调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必然选择,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应该协调发展。文章借助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1~2013年的中国30个地区间的数据为样本测算出我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地区。东部地区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优化人口结构,中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要精准定位、协调发展。     

西部省区科技-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科技和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相互作用关系要求区域科技和经济必须协调发展。通过构建科技-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运用我国西部省区统计数据,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科技-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协调度省区差异显著,尚未形成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机制。相对于科技创新水平来说,西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实力不足,制约科技创新投入与转化,是科技-经济系统发展的最大瓶颈。     

城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以成都为例

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已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以成都市为例,构建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986—2014年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1986—1996年为协调发展度低阶段,1997—2005年为协调发展度较低阶段,2006—2012年为协调发展度中等阶段,2013—2014年为协调发展度较高阶段;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两者的综合评价水平差距呈现缩小-拉大-缩小的特征,并不断趋向于良性的协调状态;1995年前为城市发展延迟型,1995年后为休闲舒适物发展延迟型。据此提出成都市休闲舒适物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加大居民休闲方式调研,布局城市休闲舒适物;加强休闲舒适物的游憩性,提升城市吸引力;重视城市休闲环境建设,促进休闲与城市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内涵,本文构建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指标,并运用2006-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强了产业转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显著提升了转入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而对转出地区的影响则较弱;分行业检验结果...     

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否协调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该研究通过构建"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探索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研究表明:2002—2011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地区总体上依次递减;产业结构、教育经费、R&D经费投入与劳动者素质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支持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很明显。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构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指标,衡量全国和各省区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并通过模型量化其影响因素的具体效应。研究表明我国近二十年来,全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基本不协调,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省份基本协调的年份只有一半左右,而且东部地区的协调度还不及中、西部地区;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影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但作用没有产业结构明显,经济开放程度影响最少。     

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密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文通过剖析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机理,构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武汉都市圈9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分析了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的交互耦合关系,并对其影响动力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程度逐渐减弱,空间上形成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2）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为初级同步发展类型,但各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异质性明显,经济增长率高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3）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动力开发不足,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     

山东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对山东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的背景下,更加注重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选取合适的指标建立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5年~2014年山东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指数逐年增加,并在2010年首次达到中级协调水平,但之后两年协调度指数又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及以后又重新呈现出上升状态。     

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来自三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和分析三大城市群的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的外部环境因素。结果显示：（1）三大城市群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长三角最高,其次为京津冀、珠三角。（2）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二者间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现阶段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在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方面仍发挥显著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对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创新对二者协调发展的作用取决于科技成果能否有效落地转化。（4）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论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根据区域系统协调分析与评价的一般思路,建立了矿区协调发展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综合协调度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确定了矿区系统协调发展度阈值,从而对矿区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贵州省旅游产业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

目的/意义旅游产业与交通系统的耦合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近年来贵州省旅游业持续井喷式增长, 水陆空立体交通建设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促进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发展, 有必要对贵州旅游产业与交通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水平进行研究。方法/过程 分析了两系统相互影响和耦合的作用机理, 构建了旅游产业和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测度了两系统的发展水平, 并借鉴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结论结果表明:贵州省旅游产业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平稳提升, 耦合度和协调度整体较低, 两系统由极度失调向中级协调发展, 且时序特征明显; 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与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有较大关联, 彼此互相促进。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贵州稳步提高旅游产业和交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我国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测度及分类研究——兼论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东部地区社会管理实践活动对全国具有示范效应。文章首先构建了包括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4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的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为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测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标准;其次,基于2011年东部1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对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将其划分为社会管理水平较高、社会管理水平一般和社会管理水平较低三个等级区域;最后,依据社会管理水平及子系统的协调度,进一步将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划分为6种类型,并通过相关性分析,检验社会管理水平及子系统水平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东部地区社会管理水平及子系统水平较低,省际间差异明显,且子系统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特征;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实力,能够为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提供物质保障。     

数字经济与循环经济融合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测度并分析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循环经济融合水平及其空间格局。研究表明：第一，从整体耦合协调度来看，我国省域的数字经济与循环经济耦合协调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是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协调，仍然存在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现阶段需要结合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才优势，发挥带头作用，将经验、技术向中西部地区辐射。第二，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且我国3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现象，耦合协调度高的省份以及耦合协调度低的省份朝着水平相近的地区聚集。其中，“低—低”关联的省份包括大多数西部地区省份，可见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存在一定的阻碍，是亟需政府扶持发展的区域。     

产业匹配容易度、城市产业结构与增长极效应差异——以京沪与周边区域发展关系为例

京沪两市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空间格局。首先通过VAR模型测算比较京沪两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发现上海市的辐射能力显著大于北京市。随后基于产业结构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两个命题,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产业匹配容易度指数并测算出京沪两市2003—2013年的产业匹配容易度指数,发现京沪两市产业匹配容易度指数逐渐下降、上海市的产业匹配容易度指数始终高于北京市、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基于研究结论可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激励与约束：经济－公共服务系统协调发展

经济－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个复合系统,而该系统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经济和公共服务达成良性互动,以形成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发展聚合。通过评价２０１１年３１个省份的协调发展度发现,目前大多数省份的协调发展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经济－公共服务系统的协调发展,要通过协调机制不断地发生作用,以达成目标协调、结构协调和效益协调,也就是要通过绩效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好,通过法治和民主参与的约束机制重塑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与驱动力研究——来自四川省21个市州的经验证据

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 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均起着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极高和极低市州的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应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制定差别化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政策,全面深化制度改革,形成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