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司法改革思想的启示

中国司法文化传统偏重＂实质理性＂,这与＂形式理性＂的西方司法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三十年来以程序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司法改革,其理想与现实、司法的面相与公众的心理期待的矛盾和冲突,是过于偏重程序中心主义的西方经验,忽视本土司法文化传统的结果。董必武的既要守程序又要便民的司法改革思想体现了程序与实质的统一,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反思和路径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应当回到尊重中国司法文化传统的轨道上来。     

引常识理性入司法——从许霆案看法院如何处理难办案件

在当下中国,"难办案件"表现为法律与人之常情相悖甚至激烈冲突的案件。从广受关注的许霆案入手,探讨法院面对难办案件时遭遇的尴尬困境,就此提出将常识理性引入司法这一观点。在阐释常识理性的内涵、界限及其理论沿革的同时,借鉴了许霆案可取的过程模式,最后从环境构建的角度,分析常识理性在司法裁判中起到良好作用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法治湖南”建设中的检察职能思考

＂法治湖南＂建设已取得巨大成效,但仍存在民生工作基础薄弱、＂唯GDP论＂、社会管理工作机制建设滞后、司法队伍公正廉洁建设不足等诸多问题。检察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具有化解矛盾、保障发展、监督权力等重要制度价值,＂法治湖南＂建设从强化自身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矛盾化解与社会管理创新等重要领域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需求。应围绕＂法治湖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围绕＂法治湖南＂对和谐稳定的需求强化矛盾化解职能,围绕＂法治湖南＂对司法公信的需求强化执法规范职能,有效服务法治湖南建设大局发展。     

论法律实践理性养成与法学教育改革——以建立专门法官培训体系为视角

法律所具有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双重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法律实践理性培养在法学教育中缺位,使得中国法官职业化遭遇困难。法律实践理性包括思维理性与行为理性两个方面,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应将法律实践理性养成确定为法官职业培训目标,同时对法学院教学进行相应的改革,实现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法学家与法律家培养的有机衔接。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制建设刍议

＂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最高宗旨。就此而言,一切法律都应以人为本,不以人为本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法制的要求;当前我国法制在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监督上还没有达到以人为本的要求。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法学;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社会主体的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完善法律的公民权益保障制度,保障人的生活安全。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平等模式的建构

法学教育关系到整个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面对与法律职业脱节的现状,法学教育自身存在着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对立交错。在这种交错斗争的过程中,法学教育自身发生着不断的演变,这种演变必然存在规律,从对法学教育的反思与定位再到与法律职业平等模式的建构,也是探寻法学教育未来走向的一个有效途径。     

方法论“旧话重提”:法学研究之法条主义

受制于司法经验与民众惯性思维,"法条主义"往往被等同于"法律教条主义"而饱受批评。笔者试图立足于"法条"内涵与形式分离论、法律系统性分析以及法条解析法之实证探究,结合当前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认为"法条主义"并非静态的、被成果化的法律文本,而是一种必要的法学研究思维和方法。     

关于司法良知的几点思考

司法良知在司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塑造并保持法官司法良知对解决纷争、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分析司法良知的基本内涵入手,讨论了培养司法良知的途径及其社会价值。     

关于司法良知的几点思考

司法良知在司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塑造并保持法官司法良知对解决纷争、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分析司法良知的基本内涵入手,讨论了培养司法良知的途径及其社会价值。     

刑罚目的的心理学分析

刑罚目的在刑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刑罚目的,将有利于完善国家立法和司法。法律情境中存在3种心理状态:公正、上位公正和下位公正;基于个人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公正为标准的个体心理均衡;基于社会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不平等的公正为标准的社会心理均衡;司法理念和刑罚制度要随着公正状态的变迁而变迁;社会心理获得有效均衡的途径是开启大众理性,降低社会交流的交易成本。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司法能动性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提出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一制度开创了未成年刑事审判的新纪元,既体现了法的正义价值,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和未成年人刑事政策,又顺应国际刑事立法发展趋势。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涉及到理论、立法、司法、观念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从其设立到发挥效力,还须有特定的环境、条件以及配套的制度加以保障。     

法律实证主义的中国境遇

在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价值法学与规范法学呈现出此起彼伏、竞长争高的复杂态势,并对西方法律变革和法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法律实证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历程,则集中映现出中国法学研究寻求从价值主义向规范主义突破的历史轨迹。鉴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重价值轻规范的法律传统根深蒂固,法律实证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论我国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我国的法学教育应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推动法学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人才。     

经济学视野中的预防犯罪

法律的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各个部门法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罪的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不同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犯罪研究的范式。     

浅论法治进程的个案推动

法治作为一场由法律主治的社会历史活动,它的发展和进步既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又受其自身内在的某些微观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无数法律个案对法治进步的推动作用表明:法律个案以某种特定的形式预示了法治进步的趋势,加强对法律个案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好的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利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     

构建法治社会的道德体系

道德和法律是人类历史上两大基本的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法律以道德为价值内容,道德素养是法律执行的前提,道德教育是法律实施的基础.因此,应该从立法、司法、守法各个层面逐步构建法治社会的道德体系.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韩非“法律发展”思想及评析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提出的法律政令应当适应社会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韩非子法律思想的产生背景、人性论基础;其次逐步探讨其＂法律发展＂思想的内涵;最后评析韩非子的＂法律发展＂思想。     

司法裁判方法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之争由来已久.对此进行经济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复杂程度不同的案件,两种裁判方法花费的裁判成本有所差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法官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的裁判方法.当立法不足或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大量矛盾,或人们普遍对法律缺乏信任时,司法克制主义的裁判成本就会增加,司法能动主义则会兴起并发展;当立法充足、法规明确,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增加时,司法克制主义裁判成本就会降低,并将取代司法能动主义.     

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几点思考

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司法运行机制的改革,即使司法运行良性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然而,实际情况是非法司法的现象在我国还比较普遍。法外因素对于司法的影响是重大而广泛的,成为司法法治化的障碍。司法的权威性一直受到否定和怀疑,包括法律裁决的不被尊重、不被执行。在司法裁决被亵渎的同时,司法也失去了信誉、权威与神圣。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肩负着维护社会正义与公正的神圣职责,而司法腐败现象恰恰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公正与正义的基础,以致使人们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