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开放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与效应研究

在理论上探索了金融服务开放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后,采用动态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76个国家1999—2017年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入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服务开放在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通胀率上的门槛效应显著。进一步比较跨境资本流入门槛及影响作用大小时发现,初始可按FDI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债券组合投资流入的顺序开放;扩大开放后,可按债券组合投资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和FDI流入的顺序管控。     

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

为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长短期投资错配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和创新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公司特质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且上述结果主要受到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驱动。在机制分析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非金融企业增加配置金融资产，但减弱其股东价值导向；同时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有显著负向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当前稳预期、重实体与促创新的政策措施应当采用系统性的思维考察，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动态性。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外汇市场风险测算及资本流入影响北大核心

利用全球65个发展中国家1999-2019年的样本数据,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测算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外汇市场风险,并以金融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基于动态面板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FDI流入、债券组合投资流入、股票组合投资流入等三种跨境资本流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外汇市场具有非线性风险促进效应,不同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东道国金融开放存在"U"型跨境资本流入风险促进效应,而东道国制度质量初始水平与跨境资本流入风险效应负相关.替换关键核心解释变量和利用子样本检验后发现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文章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从制度环境视角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第一,在考虑制度环境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当制度质量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由负变为正;第二,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放松管制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方向不同,且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影响效应的变化也各不相同,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形下,直接投资开放程度的提升不利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则可以降低这一负向效应甚至可能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证券投资开放程度提升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与直接投资相反,而金融衍生品投资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中国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不断加强国内制度环境建设,保持制度质量的提升与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相协调、相匹配,同时审慎放松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管制。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预防储备动机和资本套利动机两个方面阐释了金融化行为影响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融资约束影响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选择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不同融资约束情景条件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差异及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导致企业创新质量下降0.496 7%,即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行为并不必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创新投入并最终降低实体企业创新质量;从不同动机的分类回归结果看,实体企业出于预防储备动机抑或资本套利动机配置金融资产对创新质量的边际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此外,金融化行为对实体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会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而减弱。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及路径研究

文章基于70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开放资本账户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国别差异,高收入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增长效应显著大于中低收入国家。在引入制度质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度和金融发展5个初始条件指标建立动态门槛模型,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初始条件较低时资本账户开放不利于经济增长,当初始条件越过门槛值后,资本账户开放表现出积极的增长效应。结合跨境资本异质性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发现开放直接投资的门槛最低,经济效应最大;开放债务投资的门槛最高,经济效应最小;开放股权投资的门槛效应介于前二者之间。经验分析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以及路径提供了参考。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金融资产视角的考察

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本文在资本结构理论的框架下，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发债企业的7345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效应在外部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更高、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更大时更为明显。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不同类别，各类条款均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区分金融资产的不同属性，债券契约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增加了债权人出让资金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便利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但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债权人的保护效应不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政策启示。     

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分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不足”企业和“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行业竞争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信贷周期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文章利用全球跨境信贷的量价变化关系识别了全球信贷周期,讨论了全球信贷周期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及中国的应对。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存在资本管制,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依然受到全球信贷周期的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资本流动所受影响的方向存在差异,折射出全球信贷周期具有多种不同的溢出作用机制。概括而言,全球信贷周期可能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证券投资,通过金融和国际贸易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其他投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上升能够削弱全球信贷周期的溢出效应;相反,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中国双向跨境资本流动,并在总体上导致净流出。据此,文章主张稳慎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兼论宏观审慎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的作用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有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渠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提升。文章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系统地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增加会提升企业长期投资规模，从而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并且跨境资本直接投资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助推力度最大；跨境资本流出规模增加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拓展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且相比之下，资本管制措施的调控作用更强；管理者短视和财务柔性是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传导渠道；跨境资本流动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低杠杆企业以及处于低竞争行业、全球供应链参与度高的地区和货币收缩期的企业更明显。     

不同类型对外投资的经济及金融风险分析

文章针对不同类型对外投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推论,对外直接投资及非FDI投资的流出会引致国内金融不稳定程度的显著上升;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且随着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边际影响会随之上升,但增加外汇储备在广义货币中的占比会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的风险;若对外非FDI的投资收益出现大幅亏损,实体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波动。理论模型的推论进一步提示,无论源自投资母国还是对象国的数量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都非但不能消除或减轻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程度,而且会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央行为自贸区跨境投融资开绿灯

12月2日,央行颁布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包括总则在内,《意见》共分七大条款三十小条款.其中主要聚焦五个方面：一是创新实行分账管理体系;二是便利跨境投资,稳步开放资本市场;三是扩大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四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五是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这其中最为重大的两项突破在于,一方面通过“分账核算”放松资本管制,另一方面以金融创新突破QD限制,二者均对中国居民和企业跨境投融资构成重大利好.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

文章研究了在开放经济下,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降低由跨境资本流动引发投资过热导致的金融失衡、社会福利损失,并着重分析了在不同违约概率条件下,如何从跨境资本流动渠道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风险的顺周期累积,而后通过一个四变量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中国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以及金融杠杆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实施对国内金融部门与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制特征。在常规时期,应当以针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而在危机爆发时期,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同时放宽对国内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     

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作用,运用PSTR模型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137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业整体风险承担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效果。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表明：(1)跨境资本流入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促进作用,而跨境资本流出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2)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入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而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效应逐渐加强;(3)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显著抑制了银行风险承担,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