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企业投资

本文考察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整体上,政府支出显著的促进了企业的投资,而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企业投资则存在"挤出"效应,但是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在东部地区,影响程度较基于全国的检验结果更显著;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投资,但其效率较低;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政府支出并未显著影响企业投资;非东部地区的地方国企在对外开放中投资增加更为显著,而民营企业在投资机会的把握上体现了更高的效率。     

内部结构、制度环境与企业经营性债务融资行为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制度环境是否会对企业的经营性债务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性债务水平越高;市场化内部结构因素对企业经营性债务融资行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市场化内部结构因素的非均衡性发展产生了一定"内耗效应";相比政府控制企业,民营控制企业的经营性债务融资行为对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依赖性更强,民营控制企业面临的法律保护环境和服务机制更加脆弱。     

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微观机制,并运用企业层面的统计数据验证了上述机制的存在性,接下来基于面板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效应进行计量估计。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集聚效应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其融资效应由合资企业、处于产业集聚区的非合资企业和未处于产业集聚区的非合资企业依次递减;而在信贷市场上,FDI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却起到截然相反的融资效应,对于合资民营企业起到明显的融资缓解效应,却加剧了非合资企业原本的融资困境。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本文分别用投资对托宾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对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业绩的增长。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同时通过扩展企业的融资途径来缓解融资约束。     

How Does FDI Affect Private Firms' Financing Constraints?——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微观机制,并运用企业层面的统计数据佐证了上述机制的存在性,接下来基于面板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效应进行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发现:在产品市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集聚效应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其融资效应由合资企业、处于产业集聚区的非合资企业和未处于产业集聚区的非合资企业依次递减;而在信贷市场上,FDI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却起到截然相反的融资效应,对于合资民营企业起到明显的融资缓解效应,却加剧了非合资企业原本的融资困境.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源配置的金融机制比较研究

由于地方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企业投资主体没有完全落实、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导致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资源浪费、资源外流等现象的发生,而且造成同东部地区在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改变西部地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机制、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确立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国内不完全金融市场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修正的欧拉投资方程,本文运用674家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了FDI与国内不完全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而国有企业却不存在融资约束;FDI通过产品市场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中小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缓解的程度最为明显;而在金融市场却对中小型和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不完全金融市场明显加剧了小型及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金融工具创新与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改革——来自公募REITs政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从公募REITs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出发，考察其对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公募REITs试点政策的落地能显著降低地方融资平台已发行相关行业城投债的交易信用利差，提高地方融资平台在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表现越好、发行主体行政级别越高、信用评级也越高的地方融资平台对试点政策的市场反应越显著。而有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试点政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的作用效果更显著，该地区融资平台有望通过政策干预获得“弯道超车”的低成本融资机会，缓解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此外，有关机制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公募REITs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地方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降低基础设施类已发行城投债在二级市场的信用风险，该作用机制也会倒逼其它城投平台加快市场化转型步伐，进一步完善经营模式与治理结构。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科学地评估公募REITs试点政策对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改革的影响机制，深入探索地方融资平台的资本化转型路径。     

政府发展战略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政府发展战略影响投资的数理模型,采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会挤出当地企业的投资,且对中小企业与私有企业的投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而对大规模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投资无显著负向影响。政府发展战略是通过降低企业利润率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等途径对企业投资造成负面影响。本文从企业投资视角揭示了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负面后果,并为如何提高企业投资提供新的思路。     

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了企业融资约束吗？

文章以200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激励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更加明显,相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政策激励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的融资约束更加显著。此外,文章还进一步检验了产业政策激励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两种机制：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文章扩展了融资约束的研究边界,深化了对产业政策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方式、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节能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0-2017年中国节能环保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方式、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能有效的促进企业创新项目,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来说激励效果明显;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重,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就越小;而税收优惠反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其中对民营企业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补偿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不显著的负向激励作用。     

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吗?

文章采用2012年世行调查数据考察了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金融信贷的影响。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信贷的机会。倾向评分匹配法的结果证实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文章的结论稳健。但这种正向影响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民营企业所在地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强以及信贷资金市场化分配程度较弱均会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民营企业获得金融信贷的促进作用。因而,要缓解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还要立足于国内政策,加快信贷资金市场化进程。     

中国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本文阐明了距离、密度、分割三要素通过竞争效应、本地化效应以及多元化效应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机制。基于成本视角引入金融发展中的空间因素,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中心-外围”模型,揭示出优化空间效率是推动金融与工业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以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银行业空间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工业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国有银行主导的。机制分析表明,我国市场化进程下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负债规模,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但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制度门槛效应,在人均收入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超越第二门槛值之后,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增长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增长。中小、民营以及较少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其生产率更容易受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而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够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本文为破解我国金融发展结构性矛盾、优化金...     

绿色信贷、融资结构与企业环境投资

绿色信贷政策是中国发展绿色金融的主要实践,然而其政策效果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投资及融资结构的影响,以此评估政策在污染治理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能够通过融资约束机制显著促进企业的环境投资。污染企业会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增加环境投资,试图通过改善环境的行为缓解信贷约束。绿色信贷政策也会改变污染企业的融资结构,不仅显著抑制企业的信贷融资,还会促使企业通过增加非信贷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而这主要体现为股权融资的增加。进一步,本文发现高污染企业非信贷融资的增加,会对企业的环境投资激励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形成对企业环境投资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效应，在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无显著的所有制差异，但在过度投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易导致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分组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政府欠款清理与民营企业投资：基于专项督导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务院清理政府欠款专项督导行动对民营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行动显著提高了被督导地区民营企业的长期投资。其作用机理在于，专项督导行动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的内源融资水平，表现为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增加和资产周转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改善了企业的外源融资状况，表现为商业信用的增加。进一步地，上述效应在经营较为稳健、融资约束较高、受中央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放管服”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的研究场景，识别出政府欠款影响企业长期投资的因果关系，厘清了其中的作用机理，对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有效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融资约束与转换成本——外商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微观机制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引入产品竞争市场上的转换成本阐述了在内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制。文章指出国内融资体系在资金配置结构上的失衡是造成内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因此疏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竞争力是减小挤出效应的治本之策。     

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进行资源配置。股市的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体现在股票发行市场上,也体现在股票流通市场上。本文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发现,从股票发行融资的地区结构来看,各地区企业发行融资额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情况。从股票发行市场融资的行业结构来看,股票发行融资明显倾向于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那些发展前景好、经营效率高的民营企业上市融资。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来看,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处于本行业中的较低水平,我国股市并没有把资源配置给最优秀的公司。在股票流通市场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资源配置效应,但效率仍不高。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雪中送炭还是过犹不及：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过高的政府补贴反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重新考虑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支持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