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与政府公共伦理

东南大学的盛凌振博士在2011年第6期的《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题为《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一文,作者分析了三种政府治理模式:一是统治型政府。传统社会的政府治理模式建构的感性现实,是建立在等级制、未分     

社会危机治理的主体分析及系统建构

危机治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但是长期以来,政府一直作为危机应对的唯一主体,承担着大量原本需要社会共同参与的责任。文章试图从“价值-利益”的框架出发,通过对危机治理主体的分析,寻求建构“政府-社会”和谐共治的危机治理模式。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契约进化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建立了三种形式的政府,即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统治型政府是在身份差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人类社会开始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时,他们在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框架下建构起了管理型政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社会治理所出现的危机,政府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体签订契约的方式来开展合作治理。与社会契约论中的"契约"相比,"新"的契约在契约形式、主体关系、契约作用等诸多方面均有异于社会契约论,这是契约在政府模式变革中发展进化的结果。     

试析城市社区物业管理中的业主维权运动及其治理——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迅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在重塑城市物理空间布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社区的权力格局和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城市社区业主维权运动成为现阶段社会转型在社区层面的结构性产物,也是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良性发展亟需破解的突出问题.社会建构是缓解业主维权冲突的一种合作治理方式,通过不同治理主体在持续的交往与互动建构起冲突治理的可行方案.在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现时背景下,由社会建构衍生而来的社会设计模式在解决社区维权冲突问题时仍有其治理限度,需要经历一个政府从“为社区做”到“与社区做”再到“由社区做”的演进过程.物业管理中业主维权运动治理的社会建构离不开业主的有效参与,需要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以优化社区治理的主体重构,推动业主维权运动从私产维权走向社区自治的有效参与,进而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走向自治.     

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

当前,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德治"将取代"法治"成为社会治理的总体特征.此时,"德治"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根本目的,在以"德治"为特征的合作治理的体系内,多元治理主体将以服务为宗旨,以内在的伦理精神为动力,在制度安排上突出道德的因素,共同推进社会治理的有效实现."德治"的建构依赖于"德制",而实现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应积极推进"德治"实现的有效路径的建构与选择.     

善治视野下服务型政府建构的价值定位

善治作为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价值评价基准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基于善治视野探索服务型政府建构有助于更为深刻地揭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定位。善治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其基石在于继续坚持法治行政和秩序行政的基本路径,其主体在于人本、公平、回应、参与和效能基本理念下服务意识的强化。     

协同共治：基于安徽省W镇垃圾治理实证研究

2021年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开局之年,实现农村社区垃圾有效整治是振兴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协同共治视域下,以安徽省W镇垃圾治理为案例依据,在分析当地政府主导、"企业化"治理及"碎片化"治理三大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归纳W镇在治理工作中存在政府主导、边界不明、乡土断裂以及表象空间错位问题。基于此,寻求协同共治的具体路径,即厘清职能,推动基层政府与村委会联动;多方引导,调动参与者的主体性;建构桥梁,引入社会工作联结内外资源;网络监管,形成强有力的心理威慑。     

地方体制改革的经验模式与发展趋势探析

对地方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模式进行分析型描述和理论性解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日前我国地方体制改革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将整体治理理论作为未来我国地方体制改革的理论支撑和治道逻辑，建构一种基于协同、合作和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促进我国地方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空间再造视角下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探析

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由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共同参与建设。在空间再造视角下,空间重构阶段中的空间行政性以及空间社会性发挥功能,空间生产阶段中的空间社会性以及空间治理性发挥作用,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实现多个主体对社区的共同治理。基于此,本文以空间再造视角为切入点,对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进行深入探析,以期加快基层社区建设,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新的内容。     

基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复合治理结构考察

复合治理是新区域主义框架下基于区域治理主线破解现实区域经济问题的流行思路,调强通过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事权获得和执行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转移的分析表明：由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协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治理结构可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和社会主体的福利,公开招投标是复合治理框架下政府职能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复合治理结构的建构,需要建立科学、公平的谈判机制和福利分配机制,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考核,公民社会组织要加大信仰建设力度,还应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服务型政府建设议题的实践期望

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政治与行政尚未分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十六大以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是在机构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更多的属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党的十六大以后,机构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政治议题的特征显现了出来。对于行政改革,我们需要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来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需要进行全面的创新,既包括政治层面的创新,也包括技术层面的创新,其中,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切入点。服务型政府建设意味着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超越。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将建立起一个以政府与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国政府已经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必然选择。     

突破“转型陷阱”:提升预算的建构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面临着"低能力国家"、"低质市场经济"、"民主形式主义"、"非理性民粹主义"等诸多陷阱。应对转型陷阱的出路在于加快国家建构,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预算不仅是一种效率工具和控制工具,它还是现代社会实现国家建构、创新公共治理的关键,在突破转型陷阱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预算宪则",可以对经济秩序建构;通过预算的控制与责任机制,可以对政治和社会秩序建构;通过预算的信息表达与协商,可以对公共理性建构。为提升预算的建构力,需要加快相关制度改革。     

城市治理与GBC电子政务模式的应用

现代城市治理是政府、企业与市民社会互动合作的过程,而二元结构的电子政务模式(G2G,G2B,G2C)没有涵盖治理的全要素,缺乏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业务的协同性,因此无法适应现代城市治理。而GBC模式围绕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充分考虑政府、企业、市民社会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角色,依托先进信息技术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协同性,以开展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电子政务的创新模式,将在城市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生态环境治理政府主沉浮——论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环境资源要素在制约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生态环境治理也被各国政府推向了公共服务议程表的前列。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走俏,生态环境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然而在全面启动生态治理这个关系当代、惠及后世的"生存战役"中,政府是主宰沉浮的关键。     

"新治理"范式与政府工具研究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上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分析

政府治理是通过认识和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确立政府治理理念,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利运行机制,不断寻求最有效的管理现代市场经济和驾驭市场机制的政府行政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巨额债务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政府的过度参与与民众监督的乏力造成了政府治理的不完善。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治理理论的西方起源,然后以此借鉴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在改进我国政府治理的视角下改善债务规模的对策。     

基于善治理论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公众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政府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应符合善治理论的基本要求。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模式探究

在互联网时代,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开展政府服务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公众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和政府服务能力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借助互联网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互联网+的发展浪潮推动了我国政府管理和服务模式的再创造,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服务方式,促进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     

国家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财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本文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     

从公共财政视角浅析国家治理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35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文章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